今还约略记得，亚利巴巴与四十个强盗，水手辛八，以及交递传述的那种故
事形式。当时这一本书不但在我是一种惊异，便是丢掉了字典在船上供职的
老同学见了也以为得未曾有，借去传观，后来不知落在什么人手里，没有法
追寻，想来即使不失落也当看破了。这是我那册英译本的末路，但也就是它
的光荣。《一千一夜》在十八世纪初才进欧洲去，在文学上发生了不少影响，
到中国来还没有三十年，我却相信它与中国文艺也有很大的关系。这当然不
是说直接的影响，中国文化里本来有回教的分子，即如向来不绝如缕的浴堂
的美风即其一例，所以这些故事在中国有一种声气相同的地方，比较研究上
也很有用处。
印度的故事与中国之影响自然要更深了，只可惜还少有人注意。佛经的
文章与思想在六朝以后的文学上留下很明瞭的痕迹，许多譬喻和本生本行的
事迹原是民间故事，经佛教徒的采用而得以传译成华言，为中国小说之一来
源，而最重要者似为《起世因本经》等所说的死后生活的思想。中国古代民
间的宗教思想当然也应注重死后的生活，但不知怎地文献上留得很少，秦汉
以来的方士仿佛是为应制起见，把平民的阴间思想删除，专讲贵族的长生思
想，这至少总已不是民族信仰的全体了。后出的《玉历钞传》虽然时代大约
颇近，却似乎可以算作这样信仰的一本大纲。这里边阴司的组织是沿用道教
的帝制，但其地狱刑罚等等则以小乘佛经所说为本，所以即说中国民间思想
是佛教的亦不为过。假如说大乘才是真佛教，那么小乘的就说是婆罗门的改
组派也罢，不过因此使我们更感到中国与印度的关系的密切，觉得婆罗门的
印度文化的研究在中国也是很切要的了。许地山先生在所译《孟加拉民间故
事》的序文中，说明他译述的第一个动机是“因为我对民俗学底研究很有兴
趣。每觉得中国有许多故事是从印度展转流入底，多译些印度的故事，对于
研究中国民俗学必定很有帮助”。这实在是说的很对，我希望许先生能够继
续地做这种有益的工作。
说到蒙古，我恐怕有些人会要大发其思古之幽情，因为它在元朝不但吞
并了中国，还能侵略到欧洲去，所以是一件荣誉罢。在学艺的立场上看来，
这些过去的恩怨我想可以不管，但总之是几百年来拉拉扯扯地在一起，文化
上必然相互地发生许多影响，就是西夏鲜卑以至三苗，都是如此，如有机缘
都值得注意研究。可是蒙古虽然是我们五族之一，蒙古的研究还未兴盛，蒙
古语也未列入国立各大学的课程内，在这时候有柏烈伟(S.A.Polevoi)先生
编译《蒙古故事集》出版，的确不可不说是空谷足音了。柏烈伟先生研究东
方语言，在北京大学俄文学系教书多年，是那位《俄国童话集》的编者历史
考古学家柏烈伟教授的族人，这个根据蒙古文俄文各本，译成汉文，为故事
集二卷，供献于中国学术界，实在是很有意义的事。蒙古民族自有他自己的
特色，与汉族颇有不同，他的故事虽然没有那么浓厚华丽，似乎比较与天方
相近，而且有些交递传述的形式也很有《一千一夜》的遗意，这是中国故事
里所少见的。我们虽不能相信，如斋耳兹(H.A.Giles)教授在《中国文学史》
上所说，中国章回小说的发达全是受元朝传来的中央亚细亚说书的影响，这
些说故事的方法与情状，离开了故事的内容来看，也总是很好的比较的资料。
将来有人能够把满洲西藏以至苗族的故事传说编译出来，那时中国民俗学的
研究当大有进步，但是论功行赏，还是柏烈伟先生之揭竿而起应当算是第一
功也。
以上是些外行地谈学问的废话，老实说，我还是对于里边的故事可以诚
实的批评一句：这是很好的故事，读了很好玩，谨介绍给中国的老小的朋友。
中华民国十九年六月一日，于北平。
□1930年
6月刊《骆驼草》5期，署名岂明
□收入《看云集》
朝鲜童话集序
九月下旬听说半农搬了房子，是严几道的旧居，我便跑去一看，承半农
领了我去看他很好的客室、书斋，以及花园假山之后，再回到客室来喝茶，
他拿出一包原稿，先叫我看，再叫我做序。虽然我刚在看《日知录》，“人
之患在好为人序”这句话还热辣辣地记在心里，而且也实实在在地觉得序之
难做，但是我立即答应了，因为老朋友的命令不好违背，半农的书要我做序
我总肯做，只要书里边所说是我有点懂的。
这回的书却不是半农自己的，乃是他的大女公子从法文译出的一本朝鲜
童话集。对于故事歌谣我本来也有点儿喜欢，不过最初的兴趣是在民俗学的
一方面，因为那时我所读的三字经是两本安特路阑所著的《神话仪式与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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