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不举手?”
同康生打交道，已经是多少年的事情了。全会期间，他们也曾有交锋。陈少敏对身居高位的他并不惧怕。她回答说：“这是我的权利。”
声音虽然不高，却足以令人震撼了。
陈少敏的态度，令不少关心她的人担心，特别是在她身边工作的同志。司机项怀玺至今还记得很清楚，散会那天，他去接陈大姐，见她脸色很难看，就问：“大姐，你不舒服?”
“不是。今天开会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我不同意。”
批判刘少奇，项怀玺是知道的，但他没想到刘少奇戴那么大的三顶帽子。
“我没举手。”
项怀玺害怕，因为这是中央的全会，不能有不同意见啊!
“你不举手，他们……”
陈少敏还是那句话：“这是我的权利。”
……
是的，中央委员在会上表示自己的意见，确实是她的权利。但在是非颠倒的岁月里，正当的权利会被剥夺或自我剥夺，会被视为异端，也会带来厄运。
长达18天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她始终不表态。
她得到的评价是：政治觉悟还不如农村老太太高。
按照“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说法，扩大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是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除台湾省外，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建立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在这个大好形势下，召开全会，解决中央的问题不正是大好时机吗?
可是，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等罪名的占总数的71%。中央委员不够半数，无法开全会。但是，后来又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了10人，就过了半数。把“中央文革”
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等，都“扩大”进来，总数达到133人，“人多议论多，热气高”，会议还能开不好吗!
陈少敏是党的八届中央委员，是会议的当然代表。然而开会的前一天，她还没有接到任何通知，甚至是一点消息都不知道。
她怎么能知道呢!从1967年开始，她就成了受冲击的对象。扣在她头上的帽子很多，什么“刘少奇在全国总工会的代理人”，“中原突围时的叛徒头子”等等。在全总机关挨批斗，还拉到中山公园音乐堂去坐“喷气式”……
这样一个“黑帮分子”，还能让她参加党的中央全会吗?——这是当时造反派的逻辑。
周恩来总理想到了她。当他发现报到名单上没有陈少敏的名字后，就派中央办公厅的人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去问明情况。
挂着军用车牌号的北京吉普来到复兴门外的全总大楼时，得到的答复是：陈少敏是叛徒，不能让她参加中央的会议。
中央办公厅的人说，会议马上就要开了，周总理要我们来问情况、送通知的。
接待的人没有办法，只好把扣压的通知交给了陈少敏。
造反派还是不同意她去开会。但胳膊扭不过大腿，在中央办公厅的催促下，他们还是放行了。
陈少敏后来回忆说：当我拄着拐杖走进人民大会堂时，全会就要开始了。周总理叫我的名字，我答了一声到!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全会围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问题，展开“讨论”。名曰“讨论”，实际上是对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进行分组围攻。
陈少敏一言不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她由不了解情况想跟上“伟大战略部署”，到怀疑、抵触甚至反对，经历了痛苦的思想历程。上一次(八届十一中全会时)，传达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她才明白这场运动要打倒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陈少敏很愤懑。她从理智上到感情上，都不能接受“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说法。她用特殊的方式，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
开会休息时，她有意坐在刘少奇身边，同他谈一些工作和生活上的事情，想以此安慰少奇同志。刘少奇很理解这种心情，对陈少敏和其他表示同情的同志说：“错误与同志们无关，我一个人负责，请大家放心。”
十一中全会散会后，全国总工会的一些同志到陈少敏家中，想请她谈谈十一中全会的“内部情况”。她告诉同志们，少奇挨批是真的。说着说着，眼泪顺着饱经风霜的脸直往下流。她想不通，她有意见，她甚至说：“只要林彪一个，别的都不要了……”
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她流泪的消息传了出去，“她是刘少奇黑线上的重要人物”这一帽子，又有了新的材料。
不管怎么批判和围攻，陈少敏拒不写揭发刘少奇的任何材料，对来要材料的造反派说：“刘少奇同志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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