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呀，任国桢，任国桢!鲁迅的爱雏!他写的《苏俄文艺论战》一书，就是鲁迅先生给写的序!”
任国桢是我党早期的革命领袖之一。是1925年中共奉天市第一个支部的书记。当过哈尔滨的县委书记、满州省委委员、临时常委、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河北省委驻山西特派员等职务。
陈少敏同他组织过一个假的家庭，他们扮为夫妻在青岛展开工作。那时上级同陈少敏谈这个问题时，她还有点发怵呢!他们在共同的战斗中，结成了革命的伴侣，组织批准他们结了婚，并且生了一个女儿。后来，任国桢牺牲在山西，陈少敏非常悲痛，像生了一场大病。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她的身影出现在豫南地区，后又向鄂中挺进，与李先念等同志一起，组建了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为豫鄂边区的创建和发展呕心沥血。
日本投降以后，她又和李先念、郑位三组织了中原地区反内战的斗争。蒋介石调集30万部队，包围我中原军区，企图消灭这里的革命力量。这时陈少敏迈着大脚出现在突围的队伍中。
她组织团以上干部和伤病员及家属孩子的撤退工作，是最后一批撤离宣化店的人员……
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她和她的战友们终于从敌人手中夺取了政权。她成为新中国第一任的纺织工会主席。她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跑天津，到上海，下青岛。哪里有工人，哪里就有陈大姐的笑声。
那时候，人们都知道郝建秀工作法，殊不知，正是陈少敏发现了她，认真总结了她的经验，在全国推广，并且安排郝建秀到人民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学习。毕业后又到华东纺织工学院深造。郝建秀学成后，有人想安排她当领导干部，陈少敏不同意，坚持让郝建秀回到青岛纺织厂，从工段长干起，一级一级地实践。后来的情况证明，陈少敏的决策，无论对工作，还是对郝建秀本人都是有好处的。
陈少敏长期在工会工作，十分注意倾听工人的呼声，维护工人的利益。她敢说敢讲，敢为工人说话。有一次她到青岛的一个纺织厂，见到厂长和工人的生活悬殊很大。她对厂长说：“你住那么漂亮的小洋楼，看着女工在厂门口给孩子喂奶，风吹雨打的，你心里好受吗?你要主动地为工人办点实事。”在陈少敏的批评和提醒下，这个厂长搬出了小洋楼，办起了托儿所。
在头脑发热的1958年，纺织工业战线上也放起了“卫星”，陈少敏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她到郑州的一个纺织厂视察，厂里的有关人员兴高采烈地向她介绍创高产的情况，想得到她的表扬，她听完汇报，说：“到车间看看。”
细纱车间，机器隆隆转动，花毛纷飞，断头率很高，工人大汗直流，纺出来的纱还是不合格。陈少敏指着引她进来的干部，很是气愤地说：“你们不要想蒙我，一听你们的数字，我就知道有假。你们这样搞大跃进，这是胡闹!农民种棉花，工人纺纱有多么辛苦?你们就是这样领导生产的?生产出这么低捻度的纱，织出的布一穿就破，你们对得起谁?”
厂领导被她骂得抬不起头，一句话也不敢说。
对政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她更是毫不留情。有些问题能解决的她一定解决，不能解决的，她就出面去找人，有时直接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信。解放初期，一些纱厂还有童工，工资低，待遇差，问题拖了好久，不能解决。她很是气愤地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信，说：“有3000余10来岁的童工，每天站在车边上，扯9个钟头的热茧，所得工资是一升二合小米，除饭钱外，仅余300元(人民币3元)，连买鞋袜都不够!资本家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孩子怎么不去做童工?!”
她对政府迟迟不能公布劳动保险条例更是毫不留情地提出批评：“工人们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不断地捐献，义务劳动、劳军、救灾，政府也应该照顾工人的生活，使工人从切身生活中感到政府是自己的。但我们的政府则爱把粉擦在屁股上，费了一年工夫，起草一个劳动保险条例，人民眼巴巴等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但至今不见公布。”
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去年一年中，我们卖了很多狗皮膏药(指浮夸风)，狗皮膏药被我们卖完了。如再不解决此问题，只好卖西北风，(这个不要成本)……”
好在那时毛泽东还听得进这些话，对她的这些过激的话，毛泽东也没有怪罪她。
这就是陈少敏的个性。
了解了她的个性也就不难理解她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表现了。
林彪、康生、江青等人可以整垮她的身体，却不能动
摇她的意志，她终于等到了林彪“四人帮”垮台的那一天。
陈少敏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举动，大大触怒了林彪、康生等人。此后她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文件停发，该参加的会议不给参加，就连“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游园票，也没有了这位老革命家的份儿。
她的心情越来越坏，身体也越来越不好。林彪又发布了所谓“一号命令”，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名，对老干部，老同志实行紧急疏散。陈少敏当然在疏散之列。
此时，她的心脏病、关节炎及肾脏的疾病都相当严重，已卧床不起，不能行走了。亲属及关心她的同志怎样恳求也无济于事，她硬是被几个人抬着上了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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