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样的例子很多，还比如说，有一次叶帅打来电话问，如果北线发生问题，要调你们广州军区一个军，多长时间能出发?黄永胜对我说，参谋长，你报，最多三天就可以出发!我说，黄司令，就目前的情况，别说三天，三个月能拉出去就算快的了。
其实，这也是他的老毛病了，在教导二旅的时候，我们和日本人打了一仗，丢了一门炮。本来是他给搞丢的，可他给上面汇报时却说是我丢的。那时我都过了铁路，不在那里。他就是这么个人。
仅仅有这些矛盾都不要紧，关键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林彪拉帮结伙，要搞政治阴谋，要拉一些人，也有那么一些人拼命想往上靠，这就不是一般的矛盾了。
问：你在广州军区当参谋长时，能感觉到他和林彪的关系不正常吗?
陶：他把林彪当成广州军区的太上皇，极力往林彪身上靠这是人所共知的。林彪怕风怕光，他命令给林彪住的楼前修了一条五百多米长的走廊。每次林彪从广州回北京，他都要送一火车皮的东西。说来人们都不信，他不光自己这么干，还要我们这些人跟着他干。有一年林彪到了广州，黄永胜对我说，林副主席来了别人可以不去，你这个参谋长一定要去他那里。你们司令部的钱，一定要安排好。我就去了，林彪刚刚睡下，叶群见了我。等我出来后才发现，黄永胜根本没有离开，他在等着我，见我回来忙问：“林副主席有什么说法?”
这就是黄永胜!
问：既然你们之间并没有历史恩怨，黄永胜为什么要整你呢?
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当参谋长，了解一些事情的底细。那个时候，组织上派他去过一次香港，而且是以一个东南亚的资本家的身份去的。回来后要在我管理的司令部报账，我一看，好家伙，花了八千块，那个时候的八千元相当于现在的七八十万吧?当时我想，干什么要花这么多的钱呢?
我们有一个情报组在香港，他们的人回来后向我这个参谋长汇报，我才知道黄永胜在那边去嫖过妓女，而且那个妓女还是国民党派到香港的重要人物。
情报组的同志还告诉我，黄永胜还在香港存了钱，有30万港币。他是司令员，他叫情报组的人用一个假名存在银行的。至于这30万元是怎么来的，我至今也搞不清楚，有人说是战争年代他发的洋财，也有人说是后来抓了走私的东西卖了得来的。他自己曾经对我说，这钱是准备用来给中央首长买药用的。
黄永胜的这些事情，当时就有人反映到了军委，我们都并不知情。后来广州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那个女的又来了。总参谋长罗瑞卿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是黄永胜的那个什么人来了，你要派人监视她，看她都和些什么人联系，搞些什么活动。
这事情也让我很为难，，黄永胜是司令员啊。对罗瑞卿的指示我也要执行，就派了一台车和一个参谋，蹲在宾馆里跟踪这个女的。但有一天还是失踪了。也就是那一天，这个女的进了我们军区大院，还到了黄永胜家里。黄永胜的老婆知道了，还和黄闹了一场。
……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有人贴了黄永胜的大字报，把他的这些事揭了出来，大字报的题目是“黄永胜意欲何为!”他就怀疑是我写的。他也怕我把他的一些丑行给揭出来，所以要往死里整我。
问：能谈谈你被打倒，或者说是受迫害前后的情况吗?
陶：黄永胜从北京回来以后，他有了林彪的支持，腰杆子硬多了。在党委常委会上传达中央指示，他居然说，林副主席是党的接班人，反对林彪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他黄永胜就是反对林彪。也就是反对毛主席。
他们组织人在司令部开我的斗争会，黄永胜派人去看。说实在的当时司令部的多数还是保我的，斗不起来，黄永胜就发了脾气，说广州军区司令部是一潭死水。
在黄永胜的压力下，有些人就开始揭发我的所谓问题了。我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被发动了起来。
这里我说一个人的故事，就是我当时的秘书。古人说“试玉当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一点都不假。这个秘书平时对我很好的，大事小事都想得特别周到，有时我想不到的事情他都替我想到了。我的脚是有了名的香港脚，他跟我出差，主动给我洗脚，涂药;所以我夫人说，这个秘书真是不错。我也觉得他很好。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人家要他揭发，他就说我好吃，好玩，经常借工作之机游山玩水，借看地形时打猎;而且说我很懂得吃，到什么地方都要人家的地方特色……他还揭发我，有时在办公室不办公，专门看小说。他的这些材料送给了黄永胜，黄永胜大发脾气，说：这都是些什么鸡毛蒜皮，一点高精尖的东西都没有!
黄永胜又给这个秘书施加压力。要他必须揭发出“高精尖”的问题来。并且把这种揭发提到了路线高度，揭出了“高精尖”的问题就是站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这个秘书就揭发说，我住的小楼上经常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因此他说我的楼上可能有国民党特务的电台。你们年轻人不知道那个时候人们对这样的揭发多么敏感。一个惊人的“故事”编造出来了——陶汉章家里有一个电台，直接和台湾联系。而给我开车的司机是间谍组组员，我的夫人黎朗是组长，我也是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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