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在学员中间都是有反映的，有些直接传到了他的耳朵里——
“这么搞，我们吃不消!”
“这样考下去，我们要考糊了!”
当时听了这些话，他并不以为然。他认为对学员就是要严格要求，特别是青年学员。后来学习了中共中央的5个整风文件，刘伯承也看到这些东西对我们的教学是有害的，就要求有关部门作了改正，使之更适合我军院校的实际情况。
正当军事学院努力克服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时，事情发生了突然的变化——
这涉及另外两位元帅——彭德怀和林彪。
这两位元帅在共和国的历史上都是声名显赫的。一个以为民请命，含冤去世而名留青史;一个以抢班夺权，身败名裂而遗臭万年。
1957年，国防部长彭德怀带工作组到了南京的军事学院。
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当时他们作出的关于军事学院教学工作的评价是不公正的，是有问题的。
他们在写给中央和军委的报告中说：
“……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在教学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大相适应。在教材和作业选定中，对于我军党委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对于我军的政治工作制度照顾少，多半是采用了‘一长制’的精神。
“……从学院方面来说，在成立6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习5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
此时，刘伯承正在上海治病。
早在1956年的严冬，刘伯承元帅就因脑病离开了军事学院。由于身体原因离开自己亲手创办的高等军事学府，刘帅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寒风中，他对送行的同志们说：“看来今后我只能当个名誉院长了。”
说这话时，他眼含着泪，别人更是眼含着泪。
刘帅人离开了军事学院，心还在那里。他时常为学院的事牵肠挂肚。当他听说了国防部的报告之后，心情是很沉重的。在洁白的病房里，他站在窗前，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在我主持工作的过程中，究竟有多少教条主义的东西呢?是不是教条主义相当严重呢?
刚刚开始时，严格按照苏联的操典，后来看到有的学员是有些吃不消，对这些东西也作了必要的改动，这些就是教条主义吗?
如果说在学习苏联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面有些生搬硬套的话，那也不能冠之为教条主义。
虽说有些想不通，但他还是从自己的角度来检讨这些问题。
那些日子，刘伯承总是睡不安稳。他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给有关人士写了好几封信，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想法。
他写信给在学院主持工作的陈伯钧副院长和钟期光副政委，要求他们认真贯彻彭德怀等同志的指示，“党委作深入研究，集体讨论，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再经过群众路线，必有成就”。
军事学院党委很快召开了全体委员会议，虽然他们不同意国防部的报告的主要观点，但还是作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对学院中的教条主义倾向问题作了认真的检查。
这时在北京主持训练总监部常务工作的萧克上将对彭德怀的报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彭总对军事学院的教条主义问题的估计过于严重了，问题只是教学内容与我军的实际情况有一些不适应。
当时，党内军内的风气还是好的，有了不同意见还是可以提的，萧克将军上书彭德怀，公开对他的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特别不能同意彭德怀在一篇将要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把“正规化、现代化”和“现代化、革命化”对立起来，他认定这样提是十分有害的。
……
对一件事情有不同的意见，是很正常的。大家都摆到桌面上来，争论个面红耳赤，分出个青红皂白，这在党内是允许的。可怕的是别有用心的人插了手。
林彪插手，使反教条主义的事情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了一场所谓的“路线斗争”。
几乎是在刘伯承给军事学院的有关领导写信的同时，北京的军委训练总监部的四级干部会议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这里有必要向读者多说两句，训练总监部是建国初期军委所属的一个部，在反教条主义后撤销了。首任部长是刘伯承，后来是叶剑英元帅代理部长，再后来是萧克将军任部长。
因为训练总监部主管全军的教育和训练，他们对军事学院反“教条主义”也是很敏感的。
当时训练总监部有两种绝然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这几年的军事训练和教学的成绩是主要的，教条主义是小的失误;另一种意见却认为教条主义是相当严重的，严重到了危害革命的地步。
对一个问题有尖锐对立的看法也是难免的，但是这种不同意见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就可能会出现谁也预想不到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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