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兵团还在朝鲜呢!”
“他们马上就会回来的!”
就这样，在毫无思想准备、没有任何退缩余地的情况下，孙继先来到这个最初叫“靶场筹备处”，别名“炮兵营房工程建筑部”的地方。
很快，在北京市东直门外左家庄设了个办事处，有陆军、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雷达兵、电话兵、卫生兵、文艺兵等着装五花八门的人进出。当地老百姓经常好奇地询问：“你们到底是什么部队呀，怎么什么样的军装都穿呢?”
有一天孙继先来到这里，正碰上有老百姓在问一个战士，战士没好气地说：“我们是杂牌军!”
孙继先自嘲道：“我从正经的兵团司令成了杂牌司令了!”
“干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
说来也是一种矛盾现象，发誓“干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的孙继先，对基地建在酒泉附近并不十分赞同。晚年他还说：“把基地建在这里并非最佳选择。”
导弹试验靶场的架子搭起来了，地点选定在哪里?
统帅部责成聂荣臻元帅组织导弹试验靶场勘察小组。成员有聂帅秘书安东、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总后装备部部长万毅、二十兵团司令员孙继先以及海军和空军的有关领导。
1958年年初，在料峭的寒风中，勘察小组乘坐的专机从北京出发，先向北到东三省，再飞内蒙古坦荡的草原，到宁夏、甘肃、新疆的无垠沙漠，从上海至青岛一线的海滩，到大西南崇山峻岭……它几乎飞遍了祖国的天涯海角。
飞机在河套以西银川市附近盘旋，孙继先看到，这里背靠有粮仓之称的“银川”，有生命之源黄河水，有可用于建立发射基地的山岭和荒滩。飞机在一片荒滩上降落了。勘察小组经过实地勘察，认为这是合适建场的地点。
回到北京后，苏联专家却认为，这里的地域还不够宽阔，地质条件还不理想等等。
又经过几天的寻找，勘察小组又选了内蒙古自治区的额济纳地区(位于甘肃酒泉附近)的一块地方。这里地域开阔，有足够的建场面积。
苏联专家认为后一个地点好，孙继先等人认为银川附近好。两种意见分歧严重，孰是孰非，很难说得清楚。孙继先认为额济纳旗不仅交通不便，而且生存条件太差，增加了大量本来可以减少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的消耗;从战略角度看，这里离边境太近，又是一片开阔的平地，无险可守，机械化部队只要两小时行程就可到达这里……
军委经过多方考虑，最后还采纳了苏联专家意见，决定定点额济纳旗地区。
自己虽然有不同意见，但军委作了决策，就要无条件执行。在漫长的战争年代，孙继先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和作风。此次定点，军委决定后，他再没有说过二话。只是当他离休后，听说基地的家属孩子上学等问题还是不能很好解决的时候，他说过，要是把点定在银川附近就没有这问题了。
他第一次来到了戈壁滩，真正见识了“风吹石头跑，遍地不长草，天空飞鸟绝，大雁不落脚”的景象。同行的人都在骂这里的条件恶劣。孙继先低头不说话。
在额济纳旗政府所在地“青山头”，他开口说话了，指着一片绿阴问：
“这里为什么是绿的?”
同行的人告诉他，祁连山融化的雪水从较深的地层流经这里渗了出来，使这座孤零零的小出头披上了绿装。
他沉思良久，说：“这叫我想起在南京军事学院时刘伯承元帅提出的口号‘干在石头城，埋在紫金山!’我今天也提一个口号——干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他百年之后，家人遵照他的遗愿，把他的骨灰埋在了“青山头”一侧的烈士陵园。
“伸手派”
孙继先曾经和人们说起基地初创时的情况，说：“我那时是一个光杆司令，既没有政委，又没有副司令，那叫‘伸手派’，要人，要钱，要设备。为要人，我几乎踏破了总干部部的门槛。要了政委，要副司令，要各部的部长……”
在孙继先受命组建导弹实验基地任务时，国防部成立了一个“五部”。部长万毅负责二十基地的管理工作。孙继先去万毅部长那里“汇报”，万部长心知肚明，说：“你找我，是要人要钱。我既不管人又不管钱，我到哪里去弄啊?你要人，就直接去总政治部要，要钱嘛，恐怕找总长也不行，总长拿不出那么多钱，只能去找总理了!”
孙继先又到罗瑞卿那里“汇报”，罗总长倒干脆，说：“我们一起去找总理吧!”
总理对发展我国的导弹事业非常重视。在经济状况相当紧张的情况下一下子批了五个亿，主要用于基地的基本建设，包括修专线铁路、军用公路和全部设备的安装费用等等(这里不包括购买苏联设备的费用，购设备属国家大项目，是由基地报计划，从外贸部出钱购买)。当时，周总理、罗总长用了很大精力亲自抓基地建，国家有再大的困难，也要保证基地的建设。特别是周总理，频繁召见孙继先，询问基地建设的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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