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跑了总参的直属单位，一个又一个的招待所，一个又一个通信站，看那里的政治工作是不是保持了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
——他跑了总政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又跑八一体工大队。要人家谈怎样做好演员的思想工作，怎样正确对待比赛中的胜败……
——不是要他管公安部队的政治工作吗，他就下到了公安总队一些哨所，去和那里的战士促膝谈心……
——不是管后勤的政治工作吗，他就到武汉的一个被服厂去蹲点，一蹲就是3个月。
“大有收获，大有收获!”回到北京，见到了罗荣桓元帅，他很有几分兴奋。
他很详细地向罗帅讲起军事工厂的一些情况，说到了存在的一些问题，还把他带回来的几件不合格的衣服给罗帅看。
他还对罗帅说，有的军事工厂有问题，特别是生产军械弹药的工厂，那要是出了质量问题可是不得了!
罗帅也很是高兴地对他说：“好哇，好哇，你把调查的情况写个报告，也准备一个稿子，向军委汇报。”
于是，谭政就认真地准备起来了。手头的材料是现成的，他不用准备就能说出许多事情来，自己动手写提纲，认真和秘书凑材料。
材料准备好了，也向上面报告了，说叫他等，他就静静地等。一天过去了，没有消息，两天过去了，还是没有消息。等了几个星期，还是没有消息，他不能再等下去了，就又去找罗帅。
这时罗帅身体已经是越来越不行了，他自己也无能为力。
一天谭政正在总后参加会议，得到消息说罗帅不行了，他和李聚奎上将飞车赶到罗帅家里，也没能说上一句话。吊唁时不好有更多的表示，回到家里，他不禁失声痛哭……
1964年，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开始了。不少领导同志都下去了，谭政也决定下到基层去。
他下去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改造自己的思想。
他选择了江西九江的一个军工厂。他的正式职务是工作组的组长。到厂的第二天，他就穿上工作服下车间劳动起来了。为了和工人打成一片，他改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名字——唐一夫。
这又应了他的那个外号——“夫子”。
他在这个工厂正经当了半年多的工人，并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工人一致起来。
工人们对这个“老唐”很感兴趣，有什么话愿意对他说，甚至有的工人家里发生了矛盾也愿意找他去帮助解决……
既然是工作组的组长，就还要管一些事情。一天他接到江西省委的通知，到南昌去参加一个会议。
他带上秘书就去了。研究军工生产，他现在是有发言权的。
谁知来到南昌的当天晚上，秘书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请告诉谭政同志，他是犯了错误的，他没有资格参加这个会议。”
秘书觉得不对头，就问：“这是谁的意见?”
电话里说出了一个很响亮的名字。
秘书只能回答：“知道了。”
怎么和谭政老头说呢?秘书可是费尽了心思。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扯谎。
“谭政同志，会议改期了，我们要先回九江。”
谭政说：“不会吧，不是定好了的吗?”
秘书说：“刚刚改的。”
“不行，我要去问问他们，哪能这样不负责任，劳民伤财。”
秘书再次劝他：“首长，就不要再问了吧!”
他说：“不问怎么行，是不能这个样子的呀。”
秘书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真实情况告诉了他。他这才不说话了。
他沉默了一阵，又问：“是谁不让我参加会的呢?”
秘书只好告诉了他。他又吃惊地睁大眼睛，连声说：“不会的，不会的。”
秘书只好说：“首长，不要太书生气了……”
邓小平在他的信上批示：谭政无大错，建议到军委当顾问。
“文化大革命”前，谭政被降职到了福建省当副省长。可以说是副省长的椅子还没有坐热，“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就来了。他先是被福州军区卫生学校的造反派抓走，后来又被揪回北京接受三军造反派的批斗。
他曾经对人说过，“文化大革命”中，他是把所有批斗手段都尝了一遍。后来又被关进了监狱，一关就是8年……
当他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神经都有点不正常了。说话迟钝，腿脚不灵，真的像是一个小老头了，老秘书去见他时，他竟然哭了起来，老泪纵横，像是个孩子。
“没有想到我们还能见面啊!”
老秘书问起在监狱里的情况，他摇摇头，说：“8年了，别提它了!”
说这话时，颇有点像当时样板戏里的台词。
他说起出来以后的情况，说到不少老同志来看他，“那天耀邦同志来了，特别关照他们照顾我的生活。”说着说着，止不住又流泪了。
“我是出来了，但就这么待着，也不是个办法，总得有点事情做才行啊!”
这就是谭政，这就是他的书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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