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全文中最鲜亮的一笔：“雪白的一条莽汉，粉面朱唇，眉黑如漆”寥寥几个字，就写尽了无常的威风、妩媚，令人拍案叫绝!“蹙着，不知道是笑还是哭”的表情则直逼他的内心世界(也是对下文的一个铺垫)，让观众也“不知道是笑还是哭”，使无常的形象变得丰厚而耐人寻味。至于“一百零八个”嚏和屁，自然是民间文学中惯有的夸饰之词，我们读者也仿佛听见了台下观众的阵阵哄堂大笑……
然后，直接引用无常的一段唱词，这既是戏剧演出的一个高潮，也把全文引向高潮。这位阴间之鬼竟是这样的有人情味：堂房的阿侄突然生病，刚吃下药，而且是本地最有名的郎中开出的药，就“冷汗发出”，“两脚笔直”，看阿嫂哭得悲伤，不禁善心大发，放他“还阳半刻”。不料“大王道我是得钱买放”，开了后门，“就将我捆打四十”。阎罗老子居然误解了自己的“人格——不，鬼格”，无端的惩罚“给了我们的活无常以不可磨灭的冤苦印象，一提起，就使他更加蹙紧双眉，捏定破芭蕉扇，脸向着地，鸭子浮水似的跳起舞来”，并且决定再也不放走一个——
那怕你，铜墙铁壁!
那怕你，皇亲国戚!
……
这真是神来之笔!看似随和的无常突然翻转出刚毅坚定的一面，诙谐中显示出严峻，这是能给读者以一种震撼的。更可以想见，当在人间，面对“皇亲国戚”肆无忌惮地徇私舞弊而无可奈何的普通老百姓，突然在无常这里看到了抵御腐败、不平等的“铜墙铁壁”，顿会产生一种“若获知音”之感：他的所言所为正是表达了底层民众的愿望。鲁迅情不自禁地说：“一切鬼魂中，就是他有点人情;我们不变鬼则已，如果要变鬼，自然就只有他可以比较地相亲近”。并且满怀深情地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至今还确凿地记得，在故乡时候，和“下等人”一同，常常这样高兴地正视过这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的无常;而且欣赏他脸上的哭或笑，口头的硬语与谐谈……
这是全文的一个“核”：前面所有的描述、议论、铺垫，都最后归结于此。这里，对无常的形象所做的总结、概括，自然把读者对无常的认识提升了一步，让我们关注“鬼”中之“人”，及“鬼”所保留的“理而情”的理想“人性”;而“至今还确凿地记得”这样的强调，则提醒读者注意埋在鲁迅心灵深处的永恒记忆：“在故乡时候，和‘下等人’一起”怎样与无常鬼同哭同笑……。这意味着，鲁迅从童年起，就有了与底层人民和他们的民间想象物融合无间的生命体验，这是他的生命之根，也是他的文学之根。如我们在第一讲中所说，鲁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表示对作为“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人们“悲哀，叫喊和战斗的艺术家”的尊重与向往，〔19〕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看做是对他的生命的起点的一个回应的。
而《无常》的结尾，却突然发问：“莫非入冥做了鬼，倒会增加人气的么?”——这又猛然突现了对充满鬼气的人世间的绝望，由此自然会引发出许多联想与感慨……
四
《女吊》一开始就引述明末王思任的话：“会籍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并且直接点明：在这一传统熏陶下的“一般的绍兴人，并不像上海的‘前进作家’那样憎恶报复，……他们就在戏剧上创造了一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这就是‘女吊’”。——鲁迅如此明确地将“鬼”(女吊)的想象与故乡地方文化传统相联结，这是很有意思的。其实，我们在前面讲到的“无常”，他的以坚毅为内核的豁达、诙谐的性格，以及作为其外在表现的“硬语与谐谈”的语言风格，都打上了绍兴地方文化的鲜明印记，鲁迅因此将其与女吊并称为绍兴“两种有特色的鬼”。而鲁迅对这两个鬼情有独钟，正是显示了他与浙东地方文化的深刻联系〔20〕：这也是他的生命与文学之根。而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在鲁迅关于女吊的叙述背后仍然存在着一个“他者”：这回是“上海的‘前进作家’”，1936年的鲁迅正在与之进行激烈的论战，鲁迅称他们是“革命工头”、“奴隶总管”、“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21〕因此，鲁迅对女吊的回忆，就具有回归自己的“根”，以从中吸取反抗的力量的意义;而如本章开头所说，此文又写在鲁迅生命的最后时刻，就更增添了特殊的分量。
和《无常》一样，鲁迅并不急于让我们与女吊相见，而是竭力先做铺垫，渲染够了，再一睹风采，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先从释名说起，强调“吊死鬼”与“女性”的几乎是先天性的联系。——这也正是本章开头引述的鲁迅最后一次聊天的话题;这背后的女性关怀是很明显的。接着又据“吊神”的称呼而强调“其受民众之爱戴”：女吊和无常一样，都是底层人民创造的、寄托了他们的愿望与想象的鬼。〔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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