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白胡子的人说，“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
……听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滞;话也停顿了。……
“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
“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
这“气愤”，这“高兴”，这目光“板滞”，以及最后的“恍然大悟”，也是一种生命形态的呈现：麻木而残忍。但这正是很多的中国人的生命常态，包括“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它构成了一个“看客”圈。“夏家的儿子”的生命选择一旦落入这样的“圈”里，不但其理想价值在不理解、无反应中消解为无，而且还被视为“疯子”被彻底排斥，甚至成为被任意伤害和杀害的“正当理由”。这正是《狂人日记》里的“狂人”的命运，现在落在“夏家的儿子”身上了。
作者忙里偷闲，两处插入小栓的“咳嗽”。这其实并非闲笔，正是提醒读者不要忘记，小栓(特别是他身后的父母)还指望用“夏家儿子”的生命换取自己的生命——这又是一个更麻木更愚昧也更残酷的生命形态。
这一节的结尾，小栓“拼命咳嗽”的声音，康大叔“包好……包好”的嚷嚷，与看客们“疯了”的议论夹杂在一起，也会让敏感的读者感到恐怖与悲哀，不禁要问：究竟是谁疯了?
(场面四)坟场相遇
“坟场”，这又是一个鲁迅式的“典型环境”。一条人踩出来的路“却成了自然的界限”：“路的左边，都埋着死刑和瘐毙的人，右边是穷人的丛冢。”——“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鲁迅);〔21〕现在，连死后的生命也被人为地隔开了。
两个母亲就在这样的坟场相遇，华家的故事与夏家的故事以最后的“埋葬”相联结。
人们自会注意到，相遇中夏家母亲“忽然见华大妈坐在地上看他，便有些踌躇，惨白的脸上，现出些羞愧的颜色;但终于硬着头皮，走到左边的一座坟前，放下了篮子”。——尽管我们读者早已明白，她的儿子是为了大众而牺牲，这是一个崇高的生命;但在社会的眼里，他却是一个被处死刑的有罪的犯人，如前文所述，看客们是将他视为“疯了”的。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连母亲也感到“羞愧”——而她原本是应该为自己的儿子而骄傲的!
这母亲的不理解，特别令人震惊和恐怖。如果说从阅读这篇小说的一开始，你就感受到了一种恐怖的气氛;那么，读到这里，你终于明白：真正令人恐怖的，不仅是一个有价值的生命的被杀害，更在于即使牺牲了生命，其价值也得不到社会的体认，只成为闲人们饭后的谈资，甚至连自己的母亲也不能理解，连自己流淌的鲜血也要被无知的民众利用!
然而却出现了红白花圈。——这或许是绝望中的一点希望吧。但鲁迅在《〈呐喊〉自序》里，却坦诚地说明这是“平空添上”的，这是为了“慰藉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自己也“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22〕这或许就是许广平所说的，尽管鲁迅“自己所感觉的是黑暗居多，而对于青年，却处处给与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诱导，自己也仍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向前的走去”吧。〔23〕
鲁迅关注的重心显然在母亲对她儿子坟上出现的红白花圈的反应：她惊异得几乎发狂;(作为对比，另一个母亲华大妈却因自己的儿子和别的坟，只开着零星的青白小花，而突然感到“不足和空虚”——那是另一个生命的无价值的死亡)终于发出了“瑜儿，他们都冤枉了你，你还是忘不了，伤心不过，今天特意显点灵，要我知道么?”——这是隐藏在本篇背后的故事的最后一笔：我们到这时才知道他的名字：夏瑜，这显然是从“秋瑾”那里点化而来;我们也终于明白，这里讲的是一个先驱者的命运的故事。而按照他的母亲的理解，这是一个死不瞑目的冤魂;由此而产生了一个母亲的愿望：“你如果真在这里，听到我的话，——便教这乌鸦飞上你的坟顶，给我看罢。”这母亲的理解和愿望，都十分的感人。
小说的结束，也是故事的结束，是惊心动魄的——
微风早经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两人站在枯草丛里，仰面看那乌鸦;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
他们(两个母亲)走不上二三十步远，忽听得背后“哑——”的一声大叫;两个人都竦然的回过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
我说过，这是“最鲁迅式”的文字。这里有着鲁迅式的“沉默”和“阴冷”——鲁迅自己说：“《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24〕又说：“安特列夫的小说，还要写得怕人，我那《药》的末一段，就有些他的影响，比王婆还鬼气。”〔25〕更有着鲁迅式的“绝望”——他是连母亲最后一个善良的愿望：儿子的“显灵”也要让它落空的。贯穿全篇的恐惧气氛由此而达到了顶端。前述坟场的花圈与这里的坟场的阴冷，正是鲁迅内心深处的“希望”与“绝望”的艺术的外化，二者互相交织、补充、对错交流，又互相撞击、消解，汇合成了鲁迅式的心灵的大颤动，也让我们每一个读者悚然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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