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最醒目的，还是鲁迅杂文的被删除。这本是人类历史上一切批判的知识分子所难逃的文字之灾。不过中国的作者还是有些特别的厄运。如鲁迅说，“日本的刊物，也有禁忌，但被删之处，是留着空白，或加虚线，使读者能够知道的。中国的检查官却不许留空白，必须接起来，于是读者就看不见检查删削的痕迹，一切含胡和恍忽之点，都归在作者身上了”。因此，鲁迅在编集时就有意“将刊登时被删改的文字大概补上去了，而且旁加黑点，以清眉目”。于是，我们发现前面读过的文章中，就被删了好几处。这里也抄几段遭“枪毙”而被鲁迅抢救出来的文字——
如果大家来相帮，那就有“反帝”的嫌疑了，“反帝”原未为中国所禁止的，然而要豫防“反动分子乘机捣乱”，所以结果还是免不了“踢”和“推”，也就是终于是落浦。(《踢》)
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论秦理斋夫人事》)
于是，我们也终于明白，在那个时代，是既不准谈“反帝”，也不准说“帮凶”的。而这些文字究竟是被谁删的，却更耐寻味。鲁迅就认为，“《论秦理斋夫人事》的末尾，是申报馆的总编辑删的”。〔57〕他还有一个分析：“推想起来，改点句子，去些讳忌，文章却还能连接的处所，大约是出于编辑的，而胡乱删削，不管文气的接不接，语意的完不完的，便是钦定的文章。”〔58〕
鲁迅并不讳言，他的杂文总是有针对性的，因此，文章发表以后，常常引发出许多笔战。这就是说，鲁迅的杂文是在“和别人的关系”中存在，并在这种关系中显示自己的价值的。因此，他提倡要编“博采种种所谓无价值的别人的文章，作为附录的集子”;他说，如果“只剩了一面的文章，无可对比，当时的战斗之作，就都好象无的放矢，独个人向着空中发疯”，有人评论前人文章总说“谁‘锋棱太露’，谁又‘剑拔弩张’，就因为对面的文章完全消灭了的缘故”。〔59〕因此，鲁迅在编自己的杂文集时，常将与之论战的文章收入，就是要让后来的读者从“对比”中认识、理解他的文章，而我们也因此仿佛亲临“战场”，目睹了他当年的战斗风采。请打开《伪自由书》，在我们已经读过的《不通两种》这篇杂文后面，就附录了两篇论战文章。先是“因此引起的通论”：这是民族主义文学的倡导者之一的王平陵写的《“最通的”文艺》，文章一开头便说：“鲁迅先生最近常常用何家干的笔名，在黎烈文主编的《申报》的《自由谈》，发表不到五百字长的短文”，并针对《不通两种》中的批评，说：“鲁迅先生不喜欢第三种人，讨厌民族主义的文艺，他尽可痛快地直说，何必装腔做势，吞吞吐吐，打这么许多湾儿。”同时自己用“听说……”、“如果……”这类文字，暗示鲁迅写的是“对苏联当局摇尾求媚的献词”。于是，就有了“通论的拆通”：鲁迅仍以“家干”的笔名写了一篇《官话而已》，首先指出王文将鲁迅为避开当局检查而使用的笔名公开，而且涉及《自由谈》的编辑，这“就向上司下属，控告了两个人，真是十足的官家派势”。又针对王文的指责，指出：“说话弯曲不得，也是十足的官话。植物被压在石头底下，只好弯曲的生长，这时俨然自傲的是石头”，可谓一针见血。接着是尖锐的反诘：“什么‘听说’，什么‘如果’，说得好不自在。听了谁说?如果不‘如果’呢?‘对苏联当局摇尾求媚的献词’是那些篇，‘倦舞意懒，乘着雪亮的汽车，奔赴预定的香巢’的‘所谓革命作家’是那些人呀?……平陵先生的‘听说’和‘如果’，都成了无的放矢，含血喷人了。”文章最后说：“现在只有我的‘装腔作势，吞吞吐吐’的文章，倒正是这社会的产物。而平陵先生又责为‘不革命’，好像他乃是真正老牌革命党，这可真是奇怪了。——但真正老牌的官话也正是这样的。”〔60〕——鲁迅这里所说，已经超越了个人之间的论争，说“官话”的王平陵，也就成了一种鲁迅笔下的新的社会典型。
我们从鲁迅对他的杂文集的编辑中，显然可以感到一种历史感：他是时刻意识到自己是在对一段历史做记录，而这记录是要留给后人，是后来者所需要的。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曾强调了小说家的鲁迅与思想家的鲁迅的统一，其实鲁迅还同时具有历史家的自觉。这也同样渗透到他对杂文的理解和他的杂文写作中。鲁迅曾经感慨，中国的正史“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不容易察出底细来”，“如看野史和杂记”，却多少“容易了然”些，“因为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61〕鲁迅对报刊的关注，特别是他对报纸上的社会新闻的兴趣，是含着历史家的眼光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将其视为“野史”和“杂记”来看待的。他因此而创造出一种新的杂文体式，我们姑且称之为“立此存照”。鲁迅在《三闲集》里，即引人注目地抄录了土匪的撕票布告、骗子的情书、流氓的警告信，取名为《匪笔三篇》，又原文照录了两种“奇特的广告”，加以《某笔两篇》的标题。在简短的按语中，鲁迅明确表示：“在我的估计上，这类文章的价值却并不在文人学者的名文之下”，“于学术上也未始无用”;〔62〕如有“好事之徒”将各地“报上奇特的社论，记事，文艺，广告等等，汇刊成册，公之于世。则其显示各种‘社会相’也，一定比游记之类要深切得多”。〔63〕在《准风月谈》里，我们又读到了这样一篇妙文：《双十怀古——民国二二年看十九年秋》。全文抄的是“中华民国十九年(即1931年——引者注)十月三日到十日的上海各种大报小报”的新闻标题;前面的“小引”除交代材料的来源，只说了一句：就“譬如看自己三年前的照相罢”。我们今天来读，就是看七十年前的“老照片”了，但读来却格外有意味。就看看10月10日这一天的标题：“举国欢腾庆祝双十”，“叛逆削平，全国欢祝国庆，蒋主席昨凯旋参与盛典”，“津浦路暂仍分段通车”，“首都枪决共犯九名”，“林埭被匪洗劫”，“老陈圩匪祸惨酷”，“海盗骚扰丰利”，“程艳秋庆祝国庆”，“蒋丽霞不忘双十”，“南昌市取缔赤足”，“伤兵怒斥孙祖基”，“今年之双十节，可欣可贺，尤甚从前”。——我曾这样写下自己的“读后感”：“这是30年代中国的普通一日，所发生的一切人们已经司空见惯，但仔细品味，却不难从‘叛逆削平’与‘匪祸惨酷’的矛盾中，在‘南昌市取缔赤足’、‘(京剧演员)程艳秋庆祝国庆’里发现喜剧因素而发出会心的一笑;再掩卷深思，那‘枪决共犯’、‘海盗骚扰’、‘伤兵怒斥’背后，不知道演出了多少酷烈的人间惨剧;同一时刻，同一块土地上，所谓‘举国欢腾’下，正有人哀哀饮泣;人与人之间的悲欢，竟至于如此地不相通，你难道不会感到一丝悲凉袭上心头?鲁迅完全无意于在对生活的漫画化中去寻找悲剧感与喜剧感，而只是把生活的原样保留下来，这中间就蕴涵着悲剧与喜剧的默默渗透，它已经融入生活中，淡化到了不加注意就会忽略过去的地步，然而，也正是在这淡化与消失中包含着一些惊心动魄的东西”。〔64〕鲁迅杂文，尤其是后期杂文中，这样的“立此存照”，将报纸的新闻、文章、广告……实录示众，不加评论，就是要让“生活”自身亮相，也是留下历史的原生形态。〔65〕我们现在终于明白，鲁迅之所以要在杂文集的“后记”中抄录那么多的报刊上的原始材料，正是要充分地发挥他的杂文的历史文献的价值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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