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5月，是蒋介石发动的上海“清党”五周年，伊罗生出版了一份专号，以“国民党反动派的五年”为题发表了三篇文章。在这期专号上，伊罗生用二十四页篇幅，包括一些照片，从不同方面详细描述蒋介石的恐怖政策，以及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在1927年至1932年间的一连串白色恐怖浪潮中，数十万男女，包括共产党和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有组织地杀害。一位《中国论坛》的记者写道:“几乎每个人都被看成赤色分子”，常常不加区别地予以杀害。1930年在四川，军队悬赏每杀死一个共产党人可得到五十元。警察和士兵急于领取奖赏，对受怀疑者的政治身份不加核实，仅仅因为他们看上去“像共产党人”，就将他们杀害。城市的街道上常常流着鲜血。士兵在城乡四处的肆意屠杀，在1927年和1928年年初达到了顶点。
这期专号还详细报道了曾经是革命的国民党，如今在中国农民和工人身上施加的种种压迫。文章详尽评述南京政权的政治特征，它与上海黑社会、银行家以及列强之间的关系，揭示这些势力如何加强对国民党的影响。伊罗生结束这篇文章时，提到了国民党试图铲除苏维埃政权的失败，如今，一个尽管不起眼的事物却对南京的统治构成一种特殊的危害。
伊罗生清楚地知道他在做什么。在他发表揭露国民党的文章的前一个月，刑事侦探人员曾找过他。他写信告诉他的妻子维奥拉说，他开始感到有一把斧头在挥舞。
然而，《中国论坛》的最终停刊，却是因为与中共之间发生了矛盾。
在1932、1933年，伊罗生还没有完全站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托派一边。但是，当地共产党人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斯大林的关系，深深困扰着他。他天性怀疑权威，在接受教育和实习期间，也培养出以怀疑来面对权威的能力。伊罗生不喜欢当地的共产党人俯首听命于斯大林，而斯大林又显然是错误地处理着中国革命的事务。他拒绝在《中国论坛》上拿出篇幅向斯大林顶礼膜拜。即便不是讨厌，他也是有限度地尊重斯大林。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由王明和博古领导。这些斯大林分子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开始实行打击。他们注意到伊罗生在他的刊物上排斥斯大林。在1933年秋天十月革命十六周年的纪念日，因为伊罗生未提到斯大林而使事态恶化。争取伊罗生的失败，完全激怒了中共地下组织。
《论坛》停刊的原因之一，还在于中共地下组织完全停止提供经费。伊罗生在上海的出路被堵死之后，他把仍在出版的《中国论坛》移交给格拉斯，显然这进一步激怒了过去的斯大林分子朋友，他们本指望他将这个刊物移交给他们。随后，伊罗生和妻子维奥拉动身前往北平。
1930-1935年第26节 伊罗生：斯大林与托洛茨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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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德在《走在异域的先知》一开头就这样写道:“当伊罗生和来自南非的一位英国人弗兰克·格拉斯一起出发沿长江而上时，他根本没有预想到，很快他便会发现斯大林实际上是扼杀中国大革命的主要人物。”伊罗生从上海到北平后，便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在北平，伊罗生准备专注于江西苏区的研究。 1934年秋天，在和妻子维奥拉完成中国小说集《草鞋脚》的编选工作之后，他就开始研究这一课题。
当他和维奥拉动手整理这些江西资料时，需要一名翻译。他的老朋友和启蒙者格拉斯向他推荐了刘仁静。
在描写刘仁静的时候，兰德在书中这样叙述了在苏联的中国托派情况以及部分托派回国后的情况:
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托派最初在莫斯科的KUTV大学的学生中间形成。这所共产党大学，专为东方工人开办，是主要为亚洲革命培养干部的政治院校。这些托派还控制着1925年在莫斯科专为中国学生创建的中山大学。1927年，中山大学校长卡尔·拉迪克在关于中国革命及其失败的问题上公开站在托洛茨基分子的立场上。这是斯大林难以忍受的。他罢免了拉迪克，让米夫取而代之。米夫随后来到中国，让他的学生王明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不过，托洛茨基的讲话和论文，那些日子仍在莫斯科流传。一部分中国学生得到这些，并暗地赞同托洛茨基对中国事务的看法，这是日益激化的残酷斗争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场斗争一直到托洛茨基被驱逐为止。中国托派分子中的一小部分人，没有被斯大林的追随者察觉，他们带着体现托洛茨基立场的文章资料回到中国。其中一位是刘仁静，1921年他曾出席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会议，1929年经欧洲回到中国，并在伊斯坦布尔附近的普瑞克普(Prinkipo)岛拜访了托洛茨基，这是托洛茨基离开俄国漫长流亡行程的第一站。刘回到中国时带着记录和其他一些共产国际的秘密文件，它们记录着一系列会议上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面对面的激烈交锋。斯大林一直将之视为暴露其中国政策的前后矛盾和失败的记录，从不允许带出克里姆林宫的中央委员会会场之外。可是，除了那些属于托洛茨基本人的材料之外，他作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有权保存斯大林和其他人的演讲速记和政策阐述。随后，托洛茨基交给刘的许多记录可以充分证明斯大林的失策，这在别处是无法找到的。
兰德说，原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因1927年中国革命及相关事宜发生的斗争内幕，几乎完全茫然不知。当他看到这些记录斯大林—托洛茨基争论的材料时，第一次发现自己是如何和为何被斯大林所出卖。他发现，他一直被斯大林指责的见解，恰恰是斯大林本人当时持有的，这对陈无疑是个惊人的发现。他看到斯大林如何让他成为斯大林自己政策失败的替罪羊。陈于是立即转向了托洛茨基主义。1929年，他被中国共产党开除。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托派分子也随即被清除出来。斯大林对陈转向托洛茨基主义，并得到上海地下党不少反对派的支持，感到震惊。斯大林立即在仍然留在莫斯科的中国学生中进行清洗。到1929年底，托洛茨基分子数量几乎占中国学生的一半。斯大林逮捕他们，关闭中山大学，将托派分子流放到西伯利亚劳改营。据报告称，他们受到的待遇比那些苏维埃的反对派还要恶劣。几乎只有少数人想办法回到了中国。幸运的是这些人没被察觉，回到中国后，随即参加了由陈独秀领导的被共产党开除而分离出来的托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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