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声明令史沫特莱为之振奋。她知道，她所经历的这一夜，肯定将改变中国的历史。
她没有半点儿迟疑，很快出现在抢救伤员的现场。对于她，这不过是略显平淡的开始，而在随后的一段日子里，她才真正令整个中国和西方世界刮目相看，并引发种种议论、猜测。
石破天惊的这一刻终于来临。
1936年第30节 西安：石破天惊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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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把镜头转到12月12日同一天的北京。
当史沫特莱惊魂未定还没有拿到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声明的同时，住在北京的外国人，特别是记者们，正在为北京这一天可能出现的另一个场面而忙碌着——这一天是北洋军阀段祺瑞出殡的日子。
斯诺，来自新西兰的詹姆斯·贝特兰，以及另外几位外国记者，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就走上街头。他们对段祺瑞当年执政期间发生的镇压学生的惨案有所了解，因此估计段祺瑞出殡时，学生肯定会上街游行，而警察也可能会与之发生冲突。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举动出自职业的敏感和职业习惯，而动荡中的中国，时刻都有爆发新闻的可能，这也就总是不断地为他们提供这种机会。
学生果然上街了!警察也果然与学生发生了冲突!但是，让这些外国记者感到意外的，是北京当局表现出的新的态度。
贝特兰回忆说:
身着皮上衣的“特警”挥动手枪，在狭窄的小巷和胡同里毒打学生，但是没有开枪。五千左右游行示威者因此得以举着横幅标语集结在一起，呼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万众一心，共御外侮!”“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当天下午，各高校和中学的游行队伍会合在紫禁城北面的景山。他们在那里等着北平市长来同他们讲话。这位长得肥肥胖胖的官员态度和蔼可亲得出人意料之外。他对学生们说，他们可以游行回校，可以唱救亡歌曲，用不着害怕。在华北的街头上，我第一次听到人们公开唱起了“起来”这首节奏雄壮的歌。这本来是一首红军的进行曲，是什么事情带来了这种突如其来的解冻呢?
(引自《在中国的岁月》)
此时，他们谁又能想到，是这天清晨西安的石破天惊如此迅速地对北京的官方当局产生了影响。
当天夜里，贝特兰知道了西安发生的事变:
这天夜里，一个学生来找我，带来了一份仓促印出来的印刷品。“你听说了吗?蒋介石今天清晨在西安被东北军抓起来了。这里传说他已经被杀掉了。”
这同样令贝特兰为之一震。他急于知道事件的真相，更愿意能赶到西安在现场对事件的进展进行报道。对于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记者来说，对这样一个震撼世界的事件进行现场报道，无疑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贝特兰很幸运，他得到了斯诺的全力支持。斯诺正忙于撰写他的西行探险的文章，他鼓励贝特兰实现西安之行，并且答应贝特兰可以作为他的特约通讯员，通过他向《每日先驱报》发稿。于是，在斯诺的帮助下，贝特兰立即动身前往西安。
我只来得及收拾几件衣服，主要是毛衣和厚内衣，塞进帆布背包。然后匆匆去南城城根下斯诺家，去取一个装得鼓鼓的封了口的信封，上面没写任何地址。这是埃德加给我准备的，如果我有机会，就把它交给中国共产党的人。“把它装在贴身的荷包里，”他教我说，“我们不想让蒋介石的蓝衣社看到这个小玩意。”
如同一个传奇故事。在中国的外国人似乎总是不断地体验着类似的经历，冒险、刺激、兴奋，同时带给他们永远的满足。
火车徐徐离开北京。一切都无法确定。蒋介石命运如何?西安处在什么状况?一切都无法预料。贝特兰不会想到，当他急切地奔向西安时，还有另外的外国人也将以不同身份、经过不同途径前往那里。他们中间就有在事变的解决中角色最为重要的澳大利亚人——曾先后担任张学良、蒋介石私人顾问的端纳。
西安，一时间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石破天惊的一刻，正在改变着中国，乃至最终波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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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上来看，在上海的德国姑娘王安娜，比在北京的斯诺和贝特兰，要晚知道西安发生的兵谏。她在回忆录中写到她是在12月13日读报时才知道这一消息的:
当我看到12月13日星期日的《字林西报》的大标题“西安叛变!蒋介石遭反叛分子逮捕!”时，真怀疑自己的眼睛是否看错了。
我一溜烟地跑回家里，一路上思潮起伏。西安，此刻发生了什么事呢?我远在千里之外，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却全然不知，这是多么可怕啊!从我的房间里传来乱哄哄的议论声。原来我的朋友们也被这个骇人听闻的消息所惊动，使他们平时星期日那种悠然自得的神态为之一改。我们盯着那则简短的报道看了又看，谈论它的含义及其他，大家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推测事件的始末。
她不能不为正在西安的丈夫王炳南担忧，他正担任杨虎城的秘书。几天里，王炳南没有消息来，报纸上也只有官方渠道颁布的消息，结果，各种传言弥漫上海乃至全国。她这样写道:“在上海，由于缺乏来自西安的可靠消息，毫无根据的流言与日俱增。由于旧中国报道的消息和数字大部分极不可信，即使只是臆测和预言，也像真的一样被广泛传播。人们不但不加怀疑，而且把它们当成事实。但这些粗制滥造的消息，只要稍为推敲，伪装就会剥落，毫无可信之处。”可是，在西安事变爆发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正陷入这样的流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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