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娜对电台紧张气氛的描述，可以看做对贝特兰回忆的很好补充：
因为领事馆的威胁对我是毫无用处的，结果是我接替了电台的这一工作。每天傍晚时分，我便到XGOB广播电台上班。电台设在古老的宫殿后面风景如画的地方，是西安和外界联络的惟一设备。电台警卫森严，进入时要向卫兵出示军方发给的通行证，然后，由两名卫兵陪同前往播音处。播音处的机器房里，也可以看到持枪的东北军卫兵。枪口的刺刀在半暗半明的光线反射下微微闪亮，卫兵们像铁人一样纹丝不动地坐着。
由此可见，XGOB电台并不是普通的广播电台了。
贝特兰说，这个电台的外国小组，除英语、德语外，还有俄语、法语广播。可惜不知道担任其他语种播音的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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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特兰、王安娜加入到史沫特莱的队伍，应该是在12月底之后，因此，他俩未能目睹释放蒋介石的戏剧性场面。
这一天是12月25日，距12日发生兵变已十三天。在西安事变全过程中，张学良、杨虎城秘而不宣悄悄释放蒋介石，并且张与蒋同机离开，这无疑是当时另外一件并不亚于兵变本身的爆炸性新闻，不仅仅局外人，它甚至令许多身在漩涡中心的人为之震惊。的确，这样的处理方式，这样的结局，让人不可思议。
尽管关于西安事变的著述已经很多，尽管关于其间变化的说法似乎已成定论，但我仍然有无法厘清的疑惑:在这一过程中，端纳到底传递了哪些消息，做了哪些工作?宋美龄、宋子文以及蒋介石，在公开答应的条件之外，到底还向张、杨之间做出哪些许诺?张、杨和中共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在不征求中共代表团意见之前，悄悄把蒋介石送出了西安，并且张亲自陪同?……
诸如此类的疑问，当然是个人无法解答的。
史沫特莱有幸成了释放蒋介石时现场情况的目击者。
委员长在圣诞节当天被秘密释放，民众对此一无所知，西安的权威当局显然怕让他们知道。前一天，他们故意散布谣言，声称英勇包围绥远的傅作义将军将在圣诞节飞抵西安，参加抗日联盟。在谣言所宣传的时辰，西安飞机场上黑压压一片，挤满了高举着各色旗帜前来欢迎他的人群。只见一辆汽车驶来，门开处，张将军迈步下车，立刻引起了热烈的掌声。接着下车的是蒋委员长及其一行;当时在场的极少数认识他们的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整个一行人入舱后，飞机就起飞了。傅将军并未来到，不明底细的群众还留在飞机场上乱转。真相透露之后，人们感到惊愕。他们终于明白，把他们引到这里来是为了使委员长觉得，他们是在向他致敬，为他送行的。
史沫特莱的这一描述，可以由1937年李天织所写《西安一月》一文印证:
至24日午后，乃决定由张学良陪送蒋委员长赴洛阳。但对外仍则守秘，并由杨令教育厅通知各学校，谓绥主席傅作义于25日下午一时到西安，令学生前往欢迎。是以25日许，即有学生结队赴飞机场等候。场之四周，戒备极严，学生均立于戒备线以外。二时许，蒋委员长与张乘汽车到机场，杨亦到。学生见蒋委员长，无不惊奇，互相耳语。警戒兵士则以枪口相向，禁止说话。蒋委员长到场后，见许多学生，询之，杨谓系欢送委员长者。蒋欲向之训话，张谓天气不好，时已过晚，请速行。委员长乃登机凌空脱险。
从语气看，《西安一月》显然站在南京政府立场对事件过程予以叙述。197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对机场现场的描写有所不同，多了蒋介石因恐慌而重申已答应的六项条件的细节:
汽车一进飞机场，他们就看见飞机场上一二千学生和群众队伍。这批人本来是等候欢迎在绥远抗日的傅作义将军的，可是蒋介石不知道，以为是对付他的。他恐怕群众出来留难，不让他走，就着急慌忙地对杨虎城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假如以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蒋重申六项诺言以后，即与宋子文、宋美龄、端纳一同登上飞机，立即起飞，张学良登上自己的飞机跟着起飞，这时已是下午四时了。
申伯纯是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方面成立的设计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属于上层人士，但他当时正在参加设计委员会的会议，不在现场，因此他所写的这一细节，可能是杨虎城自己的讲述。
飞机离开了西安。
史沫特莱回到了住地。得知蒋介石已经离去、张学良为表示诚意而主动陪同的消息，整个西安都为之震动，反应最为强烈的莫过于张学良的军官们。史沫特莱这时目击了他们的惊诧、愤怒、失望:
大约过了有一个小时，一群满洲军的青年军官在旅馆里各个房间之间走动，到处尖刻而气愤地抱怨那种诡计。他们来找我，对我说:“我们被出卖了!红军劝说少帅放掉了蒋。”一个年轻军官以轻蔑的口气喊道:“少帅依旧是满脑子愚蠢的封建意识。这回他永远也别想自由了!”
西安事变历史的一幕，因蒋、张的突然离去，戏剧性地拉开又关上，关上又拉开。只是，待再度拉开之后，主动与被动的位置已经变换。
1936年第33节 西安：石破天惊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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