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克自己这样说过:“在读历史的时候，我对作者老是盯着大城市里的大事不放的写法很不满意。我认为，对可以闻到革命气息的现代中国，更有兴趣的是了解那些不大引人注目的，更加典型的小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在重庆住过一段以后，我决定自己主要的追求目标应是了解那些小小村镇中所发生的一切，离开首都越远越好……”
现在来看，他的这种选择显然颇为聪明。不然，我们也就不大可能从他的书中读到那么多那么生动精彩的故事，而它们和他的画互为映照，为那段中国的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细节。在我看来，细节，真实的丰富的细节，才是后人们得以感受历史、认识历史的最佳途径。
下面选录的几段文字，颇能表现佩克的敏锐的观察力和对中国社会的熟稔程度，有的配以插图，更显其精彩。
其一：
一天早上，当我在柳州一座山旁跑警报，和来自妓院区的几个女郎一起，坐在河边时颇听到了一些男人们有关两性关系的对话。一个穿西装的肥硕的绅士手持香蕉叶子权当阳伞，讲了一个有关活佛喇嘛的故事。这位喇嘛是自幼被家人送进寺院的，他毕生过着符合喇嘛信条的清净生活，赢得了虔诚苦修的声誉。临终，他的弟子们问他有何遗愿。他答称:
“有，我想看一眼裸体的女人。”
弟子们去镇里找来个肯脱光衣服的女郎。当她赤身站在喇嘛床前时，他从枕头上抬起了头，老眼放出光芒，然后，往后一仰身，无精打采地埋怨说:
“她只不过和尼姑完全一样罢了!”
哈，哈，哈!(中译本47页)
其二:
在我到达公共汽车站之前，警报架上的三角灯已被拽下来换上了圆形红灯。这说明敌人的轰炸机已从汉口机场起飞了。尽管半小时已过，可街上依然拥塞着车辆;人们依然那么肆无忌惮地互相碰撞。家庭主妇们边聊天边从市场往家走。这一位手拿一包活鳝鱼;那一位篮子里提的是猪耳朵;还有一位的银色网兜里装的满是大蒜。大批佩戴证章的小职员夹着公事包，头上是那已戴过了最寒冷的冬季的防日盔，各自奔赴自己的办公室。大官儿们挺着肚皮，躺在滑竿上，活像一口被绑着抬往屠场，吼叫着的四川猪。(中译本72页)
其三：
(中条山战役过后在洛阳)这儿还有四五家出色的澡堂。其中，有手艺高超的捏脚、捶背等各种给客人按摩的方式，使沐浴成了一种享受。他们用一块毛巾垫在顾客们的脚指头上，给脚气病患者在痒处揉捏。他们干得那么妙，据说有些好享乐的人为图此一快，竟故意染上了脚气病。在城角出现了草棚茶馆。其中有各种艺人。说评书的、唱大鼓的、唱河南坠子的，应有尽有。那大鼓的唱法声调高亢动听，是从山东河北来的。唱坠子的演出场子最多，音调也很激动人心。那是用真假嗓音换唱出来的长长的韵诗。有的茶馆还有个小小的管弦乐队。他们演奏的民间乐曲，生动活泼，所用乐器是笙、管、笛、箫、大小胡琴，一应俱全，颇有点美国迪克西地区的派头。(中译本262页)
其四：
傍晚，我走进一家澡堂。这时我学会了一支小曲，可作为我搜集的民谣之一，那第一段是：
老太太请坐听我唱，
你家有个好姑娘。
姑娘长相挺好看，
就是块头有点胖。
吃口包子想姑娘，
姑娘包子一个样。(中译本269页)
佩克的眼睛很特别，他看到历史在细节中生动地跳跃着。
1937-1943年第43节 佩克的中国故事(4)
5
2001年7月访问美国时，我来到彼得位于波士顿家中小住数日。我们的话题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佩克。彼得关于父亲的记忆，是和佩克连在一起的。客厅墙上，悬挂着两幅肖像，它们便是佩克1936年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创作的。后来佩克将它们送给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又将它们送给了彼得。
彼得珍爱它们，每日与它们相对。
在出版彼得专著的中译本时，彼得为我提供过几张佩克在中国的照片。一张上面，佩克和克里斯托弗酒后钻桌子;另一张上面，1948年夏天佩克在北平庭院里光着膀子写作。他所写的就是《时代的两种类型》。
墙上的肖像，相册里的老照片，还有父亲留下的日记本、剪报、车票，一切与父辈们有关的物件，彼得都细心收藏着。后辈们在上面阅读着父辈们的中国记忆，它们也不断地诱发着后辈们关于中国的想象。难怪写小说的彼得，会对那个遥远的东方国度情有独钟，愿意费多年之力撰写一本书，把父亲，佩克，一个个在中国生活过、工作过的美国记者的故事，一一描述出来。
历史常常这样延续着。
1943-1949年第44节 延安的天空(1)
1
1942年年初的一天，中国共产党驻重庆办事处来了一群外国记者，他们集体采访了留守这里的中共负责人董必武。那个为他们熟知的领导人周恩来，目前在延安参加那里正在展开的整风运动。
这几位记者中有美国《纽约时报》的阿特金森，代表美联社和《曼彻斯特导报》的斯坦，《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时代》杂志的爱泼斯坦，代表合众社和英国《泰晤士报》的福尔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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