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克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
据说重庆一家小报的一位年轻记者在访问延安后写了一篇关于共产党领导人私生活的文章，文章中充满了庸俗低级的流言蜚语。这家报纸的总编辑把这位记者叫到一边。
这位年纪较大的总编温和地对他说:“你还不到二十岁，你可能还会活上二十年。你难道一定要把这样的文章付印吗?”
这位年轻人立即抽回了自己的文章。
这是传闻。但当1946年8月毛泽东与再次来到中国访问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他对未来的胜利似乎充满了信心。斯特朗这位从1925年以来多次来到中国的外国记者，先后采访过冯玉祥、吴佩孚、宋庆龄、鲍罗廷等一系列风云人物，但恐怕这一次她的访谈录才真正成了传世之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她发表的毛泽东的这句名言，在未来的中国家喻户晓。
两年多后，1947年1月，负责调解国共两党冲突的马歇尔将军，未能完成世界瞩目的使命，沮丧地回国出任国务卿。白修德当即给马歇尔写了一封信。他告诉马歇尔:
中国问题的决定权掌握在千千万万的农民手中，那些居住在小村子里的农民才是革命和政治的根本。
延安已经在改变中国。
1946年11月16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中共代表团将在日内返回延安。国共和谈最后一次关上了大门。
周恩来与几位外国记者愉快地交谈。看上去，即将返回延安的他乐观而充满自信。
照片最右边这位是克里斯托弗·兰德，《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四十年后，1985年，他的儿子彼得陪同他的这些同行们来到中国进行了一次怀旧旅行。后来写出了《走进中国》。
11月19日，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等十五人乘飞机离开南京。
1947年2月，军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的最后一批人员从南京撤回延安。彼得的父亲以及其他十一名美国记者同机前往，这是外国记者对延安的最后一次联合采访，在那里有的记者仅呆了一夜，最长也只有几天。
来到延安的记者中有美联社记者约翰·罗德里克。他这样描述他离开延安时的情景:
毛泽东披着一条羊毛围巾伫立在延安机场上，眼望着远处的峡谷，正在沉思。
当我走近的时候，这位中国共产党主席几乎有些勉强地垂下视线微笑着向我伸出了手。
他说:“可惜你要走了。把你在这里看到的如实地写出来吧。”
毛的宿敌蒋介石的军队正在挺进，延安快要失守了。我在延安的任务已经结束了。
我说:“毛主席，看来中国共产主义的前景确实暗淡，将来会怎么样呢?”
毛淡然一笑，想了想，就用我的中国名字称呼我，慢声地说:“罗德烈，我邀请你两年以后到北平来看我。”
1943-1949年第46节 延安的天空(4)
6
还不到两年，1948年年底，北京便被共产党军队团团围住，国民党的败局已定。
《生活》周刊又一次表现出他们的敏感。他们特地请法国著名摄影师布日松(Carlier Bresson)从缅甸飞往围城中的北京，拍摄这座城市的战争气氛和日常生活。
布日松在1948年12月初飞抵北京。他走在北京街头，风沙扑面而来。从紫禁城到大小胡同，从士兵到百姓，从葬礼到茶馆，他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着处在历史大动荡中的北京城。在这样的气氛中，北京人和北京文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他的镜头记录下来。
风沙中，一位教授艰难地走着。
头戴钢盔的警察列队走在紫禁城中。
南苑机场里骑着蒙古马的军队。在拍摄这个场面两天后，南苑机场就被解放军占领。
一群母亲。
葬礼。
逛旧书摊的人们。
打太极拳的人们。
养鸟的人们。
12月14日，布日松乘坐最后一架民用飞机航班离开了北京。
《生活》在1949年1月3日刊发布日松的北京照片时，用了这样一个题目：北平的最后一瞥。在配发的长文中，写有这样一段话:
这里的人们非常迷信，记得上个星期的皇历上这样说:“如果冬至(12月22日)这天天气晴好，阳光明媚，来年就会平安如意。”到了冬至那天，整个中国北方，天气晴朗，阳光明媚。
距《生活》发表布日松这组照片不到二十天，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乘坐“美龄”号专机离开首都南京回到家乡宁波奉化。李宗仁出任“代总统”。
多年来一直支持蒋介石的《时代》与《生活》杂志的老板卢斯，此时意识到了中国历史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许这种局面并不是他愿意看到的，但他所出版的《生活》杂志却又一次表现出敏锐的历史感和直面现实的新闻特点。
1月31日出版的这期《生活》上，出现了这样一个标题：蒋移交权力，一个时代结束。编辑独具匠心地发表一组历史照片，题目为“国民党的兴衰”。这组照片从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开始，一直到1949年的“红色胜利”，堪称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图片大事记:
1912，国民党时代开始 1943，四巨头
1927，蒋宋婚礼 1945，战胜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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