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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婚姻不可挽回地毁坏了。贺子珍离开了延安，随后到莫斯科接受“再教育”。吴丽丽的生活也毁了。她烧掉毛的诗，然后很快也离开了延安。据说，他们再也没有见面。史沫特莱也发现，在这一插曲发生之后，她本人便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史沫特莱决定离开延安，不过，她在8月中旬从马上摔下来造成重伤，还不能立即成行。
与此同时，要离开延安的海伦遇到了麻烦。对海伦来说，延安不是一个奇妙的王国，她计划在那里停留一个月，完成她的采访，然后就返回北平。可是事与愿违，她发现她被困住了，难以脱身。她曾想象她能够搭乘红军返回西安的卡车，但没有这样的机会。一天，一辆载着美国记者的车来到延安，她心想这是一个难得的良机。车上坐着拉铁摩尔、菲力浦和阿格尼斯·贾菲夫妇(Philip Jaffe, Agnes Jaffe) 、毕恩来(T.A.Bisson)，开车的埃菲·希尔(Effie Hill)这位瑞典机械师，是伟大的探险家斯文·赫定在沙漠探险时的司机。他们假装要到西安附近的一座名山游览，偷偷越过蒋介石在城周围的封锁线来到这里。海伦请他们同意她坐他们的车一同返回，但他们害怕这样做，因为海伦如今已上了西安的黑名单。他们不敢冒这个险，让人看到她和他们一同从假装的郊游返回。“根本不讲友情。”海伦写道。
随后雨季来临。“两个城市间的道路、桥梁被几个星期的大雨冲垮了，一直到秋天都如此。”海伦后来写道，“我只能滞留延安直到9月。”延安的氛围颇有些不适合海伦的性情。她愿意穿和别人一样的军装，但却不能不让她画上口红。在延安的主要接待方式，集体唱歌、开会、高谈阔论，还有得感谢史沫特莱之力而推行的跳舞(分组跳)，这些都是海伦讨厌的东西。她讨厌抛头露面，这与对所有到延安的来访者的期望恰恰相反。她拒绝参与，结果她发现她少为人知。在海伦之外延安另外还有三个外国人，马海德医生除外，其他这几位的运气都颇为不佳。海伦与史沫特莱之后好歹相安无事。她回忆说:“除了她大发脾气的时候，史沫特莱还是有一种特别的迷人之处，聪明而幽默，我常常上山到她在延安的窑洞，只是为了高兴地听她说蒋介石如何是个‘封建杂种’”。另外两个外国人是马海德医生和德国顾问李德。像海伦一样，他们也不怎么喜欢史沫特莱。李德当时除了给他看病的马海德医生，跟谁都不讲话，因为他感到谈话实在太危险。马海德给海伦带来快乐。他散步来看她时，在她的窗下大声唱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但他拒绝给史沫特莱医治摔伤，最后是在海伦哭着恳求后才同意帮忙。尽管如此，他还是不肯和史沫特莱讲话。这是伊罗生早就注意到的同样的老问题。马海德和李德都说史沫特莱“编造”过他们的假话。
最终是毛本人命令史沫特莱离开延安，毫无商量余地。“史沫特莱并不特别勇敢。”海伦现在还记得这一天。史沫特莱当时的情况相当危险，偏执病又发作，即便还不能说是发疯，但她可以说是不择手段来想办法搭救自己。海伦认定，史沫特莱假冒她的名义给斯诺发过电报，后来海伦在北平斯诺的书桌上看到过这封电报。电报中要他赶到延安来，其目的海伦认为就是来搭救史沫特莱。尽管海伦早已告诉过丈夫她的困境，但海伦一点儿也想不起来自己发过这样一封电报。海伦给斯诺写过一些信，信任史沫特莱便请她代为邮寄，可是斯诺却从未收到过。海伦甚至怀疑史沫特莱扣下了往来信函，包括斯诺从北平寄来的现金。“至于这一次，联络已不可能，尽管我丈夫并不知情。”海伦写道，“我后来怀疑史沫特莱是否扣下了这笔钱。有时我的邮件通过她寄。”
史沫特莱和海伦最终在9月7日一起离开延安。雨季结束了。海伦后来记述道:“9月7日天亮了，我病得很厉害，艰难地起了床。”无论如何这次机会不能错过，不然下一次恐怕又要等好多星期。这次行程有二百五十英里，需要十二天，一路上骑马和骑骡子，令人疲惫不堪。这两个女人由一位武装卫兵陪同，另外大约有三十名红军士兵和三位夫人，包括朱德的夫人，他们都是奔赴前线参加抗日战争。这次旅行中，有一段路史沫特莱是躺在担架上由五位脚夫抬着行军，在这些脚夫之外，她还有一个私人警卫员和一位传令兵。另据海伦说，史沫特莱看上了分派给海伦的警卫员，他是参加过长征的英雄，叫孙华(音译)。海伦回忆:“史沫特莱小姐一看到我的健壮、魁梧的新警卫员，眼睛就亮了，然后又看了一眼。我非常清楚她的心思。整个旅行中她都垂涎于她的同伴的警卫员。但是，我一直信奉的基督教女童子军教规有其规范，所以整个夏天我都想与这位脾气大、复杂的人友好相处。她这样的人一分钟前还挺迷人，可是转瞬之间就变得不可思议了。我的行李包和我的一百元钱她可以拿走，但还想拿走我的警卫员吗?直到最后抵达西安她也未能如愿。”
后记本书主要参考书目
本书主要参考书目
张功臣:《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
罗伊·沃森·柯里:《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 (1913—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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