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依旧认为和平是一种选择。”
波尔格耸了耸肩：“我说不上。我不卷进政治。”
“废话。”
波尔格叹了口气。“想想看，要是他们有了核弹，我们就也得有，对吧?”
“如果就是那么一点道理，我们完全可以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宣布埃及人在制造原子弹，让世界各国去制止他们。我认为，我们的人民反正想拥有原子弹。我认为，他们巴不得有这样的借口呢。”
“他们也许是对的!”波尔格说，“我们不能每隔几年就打上一仗。最近我们就可能输掉一场战争。”
“我们可以谋求和平。”
波尔格低吼了一声：“见鬼的，你太天真了。”
“只消我们在一些事情上让一步，让出部分土地，归还法律，在以色列给予阿拉伯人平等的权益……”
“阿拉伯人平等的权益?”
狄克斯坦冷笑了一下：“你太天真了。”
“听我说!”波尔格尽量控制着自己。狄克斯坦理解他的愤怒：这是他和许多以色列人很一致的反应。他们认为，这种自由思想一旦得逞，他们就会成为楔子的窄端，退让会接踵而来，直到把国土阖盘送给阿拉伯人，而这种设想恰好击中了他们内心的底线。“听我说。”波尔格又说了一次，“也许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出生权以一团浓汤的价格卖出去。可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个国家的人民是不会投票赞成不惜代价的和平的，而且你心里清楚，阿拉伯人也并不急于实现和平。因此，在真实的世界里，我们还要和他们作战。既然要打仗，我们最好打赢;而若要稳操胜券，你最好给我们偷些铀。”
狄克斯坦说：“我最不喜欢你的一点就是，你通常自以为是。”
波尔格摇下车窗，把烟头扔了出去。烟头在公路上爆竹似的撒出一串火星。前方特拉维夫的灯光已经显现，他们眼看就要到了。
波尔格说：“你知道，对我的大部分下属，我觉得没必要在每一次给他们布置任务时都进行政治论证。他们只是接受任务，就像那些行动人员理所当然地要去遵照执行。”
“我不相信你。”狄克斯坦说，“这是个理想主义的国度，不然就什么也不是了。”
“可能吧。”
“我原先认识一个人，叫沃尔斯冈。他曾经说过：‘我只接受任务。’后来他打断了我的腿。”
“是啊。”波尔格说，“你跟我讲过。”
当一家公司雇用一名会计师管账的时候，他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宣称，他对公司的财务政策的总体方向忙不过来，因此，他需要再雇一个资历尚浅的会计师来做账。有时候，特工们也有同样的情况。一个国家建立起一个情报机构，以便弄清邻国有多少坦克、布置在什么地方，但是只有在军情五处宣布他们忙于惩治国内的颠覆分子之后，你才能够说有必要另建一个机构来处理军事情报。
1955年埃及的情况就是这样。该国初建的情报机构分成两个部门。军事情报处的任务是计算以色列的坦克，而总调查局则主管一切引人瞩目的事情。
两个部门的总负责人叫作情报总监，这恰恰造成了混乱，他在理论上应该向内务部长报告。可是谍报部门总要发生的情况是，政府首脑会想方设法地接手。其中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间谍们总在不断地惹是生非，制造谋杀、敲诈和入侵等疯狂活动，一旦隐匿起来，便会造成十分狼狈的局面，因此，总统或者总理都愿意亲自盯着这些部门。另一个原因是，情报机构是权力的一种资源，在不稳定的国家里尤其如此，政府首脑当然愿意把这一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
于是，开罗的情报总监实际上总要向总统或者充当首脑的总理汇报。
卡瓦什，就是那个审讯并杀死陶菲克，随后又把搜到的剂量仪交给皮埃尔·波尔格的高个子阿拉伯人，便是情报总监的手下，他被委命参与非军事那一半的工作。他是个十分聪明又自视甚高的人，而且笃信宗教，狂热到了神秘主义的程度。他属于坚定而有力的那一派，能够支撑大多数有关现实世界的似是而非的——更不消说稀奇古怪的——信仰。他坚信一种基督教义，认为犹太人回归“希望之乡”，是《圣经》中早已明文规定的，而且是世界末日的前兆。因此，为阻止这一回归而工作就是一种罪孽;而反之为之努力，则是神圣的职责。这就是卡瓦什成为双面间谍的原因。
工作是他的一切。他的信念将他引入秘密生活，于是他逐渐剪断了和朋友、邻居乃至家庭——这一点是特例——的联系。除去升到天堂，他没有任何个人私欲。他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唯一的实际乐趣便是在间谍游戏中获得积分。他与皮埃尔·波尔格酷似，只不过他觉得这么活着挺快乐。
不过，眼下他却遇到了麻烦。迄今为止，他在由舒尔茨教授缘起的事件中丢了分，这委实让他心情郁闷。问题在于卡塔拉的项目不由总调查局而是由情报部门的另一半——军事情报处分管。不过，卡瓦什经过斋戒和冥想，以及夜间的长时间监视，已经策划出一条可以渗透到那项秘密工程当中的诡计了。
他有个远房表亲阿萨姆在情报总监的办公室工作，该机构与军事情报处和总调查局协同配合。阿萨姆比卡瓦什资历深，但卡瓦什更精明。
热浪滚滚的一天，表兄弟二人坐在谢里夫巴萨附近的一家肮脏的小咖啡馆的后屋里，一边饮着微温的加香料甜酒，一边朝苍蝇喷着香烟。他俩都穿着薄料子的西装，蓄着纳赛尔式的胡须，看着很相像。卡瓦什想利用阿萨姆弄清卡塔拉的情况。他已经策划好了一条看似巧妙的路线，他觉得阿萨姆会采纳，但他也清楚，他必须精心地摆明情况，以便得到阿萨姆的支持。他尽管内心焦虑，表面上却一如既往的平静。
他看似单刀直入地开了场：“兄弟，你知道卡塔拉那儿的事吗?”
阿萨姆英俊的面孔上露出极度慌张不安的神情：“你既然不知道，我就不能告诉你。”
卡瓦什摇了摇头，仿佛阿萨姆误会了他的意思：“我并不想让你泄密。何况，我能猜出那是个什么项目。”这是一句谎言。“我感到困惑的是，马拉吉已经控制了那里。”
“怎么回事?”
“为了你好。我在考虑你的前途。”
“我才不担心呢——”
“你还是担心点为好。马拉吉想得到你那个职务，这你该知道。”
咖啡馆老板端来了一碟橄榄和两张皮塔饼[11]。卡瓦什在继续讲话之前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注视着阿萨姆由有关马拉吉的谎言而引起的自然的不安全感。
卡瓦什接着说：“我估计，马拉吉是直接向部长报告的。”
“不过，一切文件都要经我过目。”阿萨姆辩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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