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冶不经常来机关上班，他是作家，工作就是在家里写作。常冶只是偶尔来机关开一次会，或者别的什么事才匆匆地来一趟，然后就走了。常冶似乎从来也没到门诊部来过，仿佛常冶从来不生病。
那一天，她听同事说常冶来了，就在二楼的会议室里开会，不少没见过常冶的人都上楼去看常冶，他们的门诊部在一楼。她没有去，不是不想见常冶，而是觉得那样看人家有些不好，扒着门缝看人家像什么话。其实她很想看常冶，她想象不出一个能把一部爱情故事写得让人肝肠寸断的人，究竟长得什么样子。
直到中午时分，会议结束了，常冶从楼上走下来，她隔着窗子在人们的指点下，认识了常冶。常冶四十多岁的样子，脸孔很白，不像一般文人似的都戴着眼镜。但在马萍的眼里常冶是最像作家的人了。如果，只是这么认识常冶也不会发生以后的事了。有一天，常冶突然来到了门诊部，另外两位医生去领劳保去了，只有她一个人坐在桌后，他别无选择地来到了她的面前，不知为什么，她竟有几分紧张，睁着眼睛望着他。
他坐在那里，也很认真地望着她看了几眼，然后声音柔和地说：我叫常冶，就是文联的，我来开点药。
为了让她相信，还要去兜里掏工作证。这时她说话了：我知道，你是作家。
常冶就笑了笑，笑得很腼腆。常冶就说了自己的病情，她又问了问有关情况，便给常冶开了几种药，常冶拿完药，说了声谢谢就走了。
常冶走后，她坐在那发了半天呆，她突然想起来，有一味药开错了，应该是另一味药才更适合常冶的病。如果换了别人，马萍不会担心也不会着急，反正不对症的药也吃不死人，不管用，下次再来开就是了。而对常冶她就担忧了起来。她认为常冶的工作很重要，病一时半会治不好，就会耽误他写作，在她的心里，写作是很重要，很神圣的事情。于是，她就急三火四地去了楼上的办公室，查找常冶家的电话号码，于是打通了电话，过了半天，常冶才接电话，她把情况在电话里说了，希望常冶能来一趟，她给换一味药。常冶就说：算了，又不是什么大病，不吃药过几天也许就会好了。
常冶越是这么说，她越是感到对不住常冶。她回到门诊部，就是忘不了这件事，心里七上八下地老是想着那味药。终于，她忍不住又上了一次楼，查到了常冶家的住址，不是文联宿舍，文联宿舍她熟悉。中午的时候，她带上那味药找到了常冶的家，常冶见到她很吃惊，她说明了来意，并把那味药拿出来时，常冶就更吃惊了。接下来就是万分的热情，拿出水果让她吃，她没有吃，只是打量了一下常冶的房间。这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一间住人，一间是常冶的书房，书房的门开着，一台打开的电脑放在书桌上。她知道，常冶在工作，忙起身告辞了。
常冶一直把她送到楼下，并要开车把她送回机关，在马萍的一再坚持下，他才没有送她。但他还是一再说：马医生，真是太谢谢你了。
他叫她马医生让她感到有些吃惊，在这之前他们并没有见过面，他怎么会知道她的姓名呢，一路上她都在琢磨这个问题，直到回到门诊部她才恍然明白，原来在常冶开药的处方上写着自己的名字。看来他真是个有心人，为了他记住了自己的名字，她竟感动了好几天。
不久后的一个中午，常冶突然给她打来一个电话，说是为了上次的事情，中午要请她吃饭。还没等她推辞，他就在电话里说：马医生，你别推辞了，二十分钟之后，我去接你，你在机关马路对面等我就行。
在这二十分钟的时间里，马萍的脑子乱成了一团，她做梦也没想到常冶会请她吃饭，面对那么有名气的一个作家，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站在马路对面，还没有想清楚，常冶开着车在她面前停了下来。她坐上车，一直到下车，走进一家饭店，脑子仍然很乱。
那顿饭，她吃了些什么，她自己都记不清楚了，说了什么也记不得了。只记得常冶不住地说着感谢的话，并不停地让她吃这尝那的。直到常冶开着车又把她送回到机关门口，她才清醒过来说：谢谢你请我。
常冶笑着说：是我谢你才是。
接下来，她就是兴奋。几天之后，她突发奇想，应该回请一次常冶，礼尚往来嘛，人家请你了，怎么着也得意思一下呀。这一想法一经产生，便不可遏止了。她偷偷跑出去，用公用电话给常冶打了个电话，有些语无伦次地把意思说了。
常冶就在电话里笑着说：你请我?这怎么行，要不你来我家，咱们一起做饭吧。
她说什么常冶就是不同意让她请客，没办法，她只好妥协了，去他家做饭。这是第二次走进他的家门，她赶到的时候，他把什么都准备好了。
那顿饭，两人吃得都很愉快，常冶不住地夸她做菜的手艺，并说自己许久没有吃过这么丰盛的菜了。直到这时，她才知道，常冶的夫人在国外已经学习工作几年了，到现在也没有回来的迹象。平时，常冶不是吃方便面，就是速冻饺子。她就从医生的角度说了许多营养的重要性，他表示赞同，但还是总结性地说：不是没时间，一个人懒得做。
她听到这，心里沉了一下，竟鬼使神差地说：要不，中午我来帮你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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