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婆子含辛茹苦地拾垃圾生活，让她变得从不贪睡。天刚朦朦亮，宋婆子便摸索着起床了，宋婆子响亮地把房门打开，又响亮地把门关上，一路咳嗽着，一路走远。这时的垃圾会激动得浑身绷紧，尿感汹涌地冲击着下身。他大睁着眼睛，艰难曲折地呼吸着，他看见胖丫山丘似躺在床上。他想叫一声胖丫，可声音哽在喉咙口他竟一声也叫不出，于是他便在心里无数遍温柔地呼唤着。
胖丫不知什么时候也醒了，睁着眼睛向他这边望。垃圾捕捉到胖丫那缕目光，便似被电击了一样，僵在那里不动了。他们似乎在重复着一种游戏。游戏重复无数遍之后，终于有一天清早，胖丫一掀帘子走了过来，胖丫穿着小背心、小裤衩，浑身圆鼓鼓的，胖丫在那个灰蒙蒙的清晨迅速果断地钻进了垃圾的被窝，垃圾凄厉地在心里哀嚎一声，便哆嗦成一团。垃圾觉得胖丫滚热起伏的身子紧紧地贴着他，她温热的鼻息扑在他的脸上，垃圾慌乱得一动也不敢动，汹涌的尿感不可遏止地从下体排出。
胖丫惊吼一声：“你尿了!”
垃圾被胖丫吼得一颤，孩子似的哭了起来，胖丫逃离开垃圾的被窝，垃圾呜咽得愈发悲哀了。
胖丫陡然在白布帘那面笑了，笑得鼻涕眼泪风雨交加。垃圾在被窝里抖成一团，像秋风中飘零的落叶。
那一天，垃圾骚气冲天的被子，被胖丫旗帜般地挂在树枝上，垃圾看着被子无地自容。垃圾想骂人，垃圾想杀人。
垃圾在看守所里，想着自己晦涩的经历，痛不欲生。
6
胖丫死后，胖丫的邻居朱老师找到了探长。朱老师，男性，四十有五，年轻力壮的样子。朱老师二十岁那年便从师范毕业，执教初中语文课程。朱老师教了二十五年书，竟不戴眼镜，探长有些奇怪地问朱老师：
“你怎么不戴眼镜?”
朱老师惊讶地望着探长，心明眼亮地说：
“我干吗要戴眼镜，我的视力好得很，两眼的视力加起来正好是三点〇。”
探长说：“你找我有事?”
朱老师便拿出那份写好的材料，材料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探长先生：
我是胖丫的邻居(和胖丫家仅一墙之隔，院墙高度约一点五米)，对于二驴的被杀，胖丫的死，我想自己有权利向探长您提供一些情况，以便有利于您对整个案子进行分析，把握。良心告诉我，我必须把自己掌握的情况向您做一个汇报。
我和胖丫的父亲是很好的朋友，因为我们都是知识分子的缘故，在一起聊天的机会很多。他是搞工程的，后来去了美国。胖丫的父亲走了之后，我再也没迈进胖丫家门口半步，这一点我夫人可以作证。
胖丫的父亲是个很好的人，我很尊敬他。他自从去了美国，没人和我谈天，很孤独。我思念他。于是我们经常通信，保持我们的友谊。
胖丫的母亲杨女士私生活上很不检点，胖丫的父亲在国内时，也发现过杨女士不忠的行为。我们在一起聊天时他向我透露过痛苦的心境。
杨女士在宾馆工作，打扮得很入时，这无可非议。不可理喻的是自从胖丫父亲去了美国之后，杨女士的私生活简直无法让人容忍。她每个星期差不多都要带两个男人回家过夜。当时胖丫还不足十六岁，可想而知，这对胖丫的影响有多么严重。
胖丫家的住房结构和我家是相同的，一间厨房一间卧室(中国是12亿人口的大国，住房紧张无可指责，在这里我也不想和您探讨中国住房问题)，胖丫的床和杨女士的床只一个布帘之隔。自从杨女士把男人领回家过夜，我才发现杨女士是个放荡的女人。她和男人做爱时发出的声音我们清晰可辨(当时是夏天，窗子是敞开的)。杨女士放荡的声音搅得我们一家休息不好。每次我看见杨女士领着男人回来同床，我都要让10岁的儿子戴上录音机的耳塞，宁可让他听音乐，也不想让那黄色的声音传进他幼小的耳鼓。可胖丫不能，她得去听，去忍耐。
每天我去给胖丫他们班级上语文课时，我总是看见胖丫昏昏欲睡，脸色发青，一副欲望过度的样子(我怀疑她染上了手淫的恶习)。对这一切我无法忍受了。我是做老师的，有责任对下一代负责，我找过孙大娘儿们(街道的孙主任)谈过这个问题，希望街道能出面干涉一下杨女士的行为。孙大娘儿们却显得很元奈，她说这是杨女士的私生活，街道无权干涉。后来我写信把家里的情况告诉了远在美国的胖丫父亲，我希望通过胖丫父亲把自己的妻子杨女士送上道德的法庭。
胖丫的父亲终于回来了，他没能把杨女士送上法庭，只和杨女士通过协议的手段离了婚。后来我才听说胖丫的父亲在美国也是有情人的(胖丫的父亲在国内时，是多么的老实本分啊，看来环境真的能改变一个人)。不久，就听说胖丫的父亲和那个美国情人结了婚。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和胖丫父亲断绝了书信来往。我知道我失去了一个朋友，可我宁可失去这样的朋友。
没多长时间，杨女士和深圳一个做生意的老头成了情人，不久，杨女士便去了南方。家里只剩下了可怜的胖丫。多亏了宋婆子及时地认了胖丫做干女儿。胖丫从此便搬到宋婆子家去住了。
有些情况您都了解了，我就不多说了，我只说一说胖丫和二驴的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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