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丘琮追忆，作为晚清著名诗人的丘逢甲，并不希望子孙沉湎于诗文，而是将建功立业放在第一位：诗亦为抒写胸怀陶冶性灵之文艺耳，无关大旨。大丈夫当建业立名，为国为民牺牲，不可但图自了也。同样否定“但图自了”，丘逢甲之迥异于时贤，在于其明确意识到“办学”也是头等功业，也需要“为国为民牺牲”的心志与能力。以“社会”而非“朝廷”作为献身的目标，这与前面提及的“乡土情怀”不无关系。在“服务桑梓”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民间意识”，摆脱传统的以“庙堂”为中心的思维方式，此乃近代中国另一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丘逢甲之选择远离权力中心的独立兴学之路，与其秉承“家教”，故“和平忠厚，笃信程朱之学，一以躬行实践为主”，出而任事则“坚苦能耐，毅然不避艰险”[28]，大有关系。但将其放在晚清以降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来考察，我们会发现丘的思路虽非“主流”，但并不孤立，起码章太炎、严复、黄遵宪等都有类似的设想。相对而言，章、严、黄等的立说更为时贤以及后人所关注，丘则不太为人注目。为什么?这里牵涉到岭东的地理环境、文化氛围、知识传播途径，以及由此形成的人格特征。当然，还有近代岭东之文与学在整个中国文化布局中的地位。
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
作为晚清有数的大诗人，丘逢甲的“立言”，颇为时贤及后人所珍重。但这并非其主要志愿，就像中国历史上无数胸有大志的骚人墨客一样，丘氏也有“立功”与“立德”的自我期待。《重晤梁辑五光禄话旧》中关于“咏诗”的歌吟，看似自我表彰，实则隐含着牢骚与不满：风雅都从变后奇，古来词客惯哀时。
可怜倒海倾河泪，独立苍茫但咏诗。对于“穷而后工”的诗人来说，晚清天翻地覆的大变局，固然为其驰骋想象、抒发情怀提供了极好的时空;可于风云变幻之际，只能“独立苍茫但咏诗”，其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单凭“不以诗人自限”，其实不足以显示丘氏的特色。说白了，此乃千古文人“永远的遗憾”。问题是，倘若天遂人愿，诗人又能何为?这一追问，方才凸显丘逢甲的眼光与胆识。按照常人的思路，所谓“得志”，不外获得朝廷重用，身居高位因而“大展宏图”。这种“入世情怀”，不管搀杂多少个人权力以及金钱的欲望，还是习惯性地被作为“济世雄心”来表彰。而丘逢甲则明显摒弃此“公私兼顾”的追求。同时内渡诸公，经过一番努力，多已谋得一官半职，唯有丘氏仍坚持独立办教育，为什么?
其时正在汕头主持岭东同文学堂的丘逢甲，吟《重送王晓沧次前韵》六首，其中有“江山霸气消沉尽”的悲愤，有“竞争世界论天演”的睿智，有“钓龙台上啸寒烟”的闲适，但最关键的，还是以下这两句:“才人从古不宜官，置汝髯参短簿间”;“一官便具奴才性，谁是英雄出此圈?”以如此决绝的口吻，自断官路，使其“在野”，不再是古已有之的“待价而沽”。
与孙中山等在海外发起以“排满”为口号的反抗运动相比，这种因蔑视“奴才性”而拒绝进入官场，似乎显得境界不高。但略微调整视线，不难发现，远离“保皇”与“革命”之争的丘氏，将对于国家/民族命运的承担，落实在社会/桑梓的改良，而不是朝廷/皇上的恩赐。这一点，其实大有新意，很值得重视。在丘氏看来，中国自秦以降实行“集权中央政府”，使得只有“一二亲贵强有力者”才有义务和能力“主国是，持风会”。这一制度，迫使所有“胸有大志”者，都首先必须投入到为占据要津而进行的残酷搏杀中。好不容易“积年劳至卿贰，天下望之巍然”，其实也仍然无关国事之兴衰。还不如凭借一己之良心与学识,“归而讲学于郡邑”，起码还可“以其学说陶铸当世人才”，并且影响一时一地之“人心风俗”[29]。将以集权中央为唯一指向的“政治斗争”(暂不论其是非正邪)，转化为以建设地方为主要目标的“社会改良”，在20世纪中国，始终不被看好;但作为一种很有影响的潜流，不时浮出历史地表，依旧可能引起史家的关注。
只有从这个角度，僻居岭东一隅的丘逢甲，其所作所为才具有全局性的意义。因为，即便如丘氏所言,“岭东之兴学也，自汕头之同文学堂始。今则韩江上下游数百里间，学风之盛，不下于他流域。其引新潮而大之，论者皆推同文”[30]，仍然是“神州大局，岂遂藉此挽回”?不曾撼动“神州大局”的丘逢甲，之所以引起史家的关注，在于其思想前卫，而不是功勋卓著。从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看，丘氏起码对知识者所直接面对且亟待解决的几大难题，提出了自己的初步答案。首先是如何改造中国，其次是坚持什么立场，第三是哪来推进动力，第四则是何处寻找思想资源。
尽管在具体人事关系上，丘逢甲不喜欢康有为，而对孙中山则大有好感。但既然将“兴办学堂”作为改造中国的主要手段，这一选择，决定了其思想路线更接近于温和的“改良派”，而不是激进的“革命派”。由于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贡献，不少研究者刻意渲染丘对于“革命”的支持，且将其“办学”说成是为“辛亥革命”培养人才。这一论述思路，潜在的心理背景是,“革命”的意义必定远高于“教育”。但实际上，近代中国的不少仁人志士，选择的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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