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05年撰写的《伦理教科书》中，刘师培也曾特别强调“良知”的作用，尤其是认定其足以“振作士民之气节”：凡良知学派立说，咸近于唯心，故阳明之徒，多物我齐观，死生平等，不为外欲所移，亦不为威权所惕，而济民济世所益尤多。[20]正人必先正己，提倡气节与自我修养，二者密不可分。故刘君由注重社会公德的“说良知”，转入着眼于个人修养的“论洁身”：
若激其有耻之心(《中庸》言:“知耻近乎勇。”盖知耻则有决断，有决断则知所去舍。)，长其淡泊之志(诸葛亮曰:“淡泊以明志。”)，庶乎可以洁身矣。然身之当洁，约有三端：一曰不惑于利……二曰不惑于势……三曰不惑于嗜欲。[21]对于意志不太坚强的人来说,“淡泊以明志”，谈何容易!刘君何尝不想“明志”，只是抵御不了“利”、“势”、“嗜欲”的诱惑。1908年春，蓄意“投诚”清廷的刘师培，得便为《国粹学报》三周年写了以下祝辞：昔虞卿弃相，穷愁著书;子云草玄，寂寞自守。不以学术为适时之具，斯能自成一家言。盖舍禄言学，其业斯精;以学殉时，于道乃绌。[22]思路很清楚，表达也很精当，可“说了等于白说”。撰写此文，刘君总不会是为了自我解嘲吧：刚刚上过“弭乱十策”，怎好意思侈谈“舍禄言学”与“寂寞自守”?
对于刘师培的失节，蔡元培曾极力为其开脱，如称“有小人乘间运动何震，劫持君为端方用”;“君忽为杨度等所勾引，加入筹安会”[23]。将过失推给恶妇或庸友，这倒是与刘师培的思路一致。在《与端方书》中，刘师培称其误入“排满”之歧途，也是被友人胁迫：先是蔡元培设暗杀会于上海,“迫师培入会”;继而孙文创立同盟会于东京,“蔡元培、黄兴又以入会相诱胁”。可在我看来，将自家过失全都推给别人，并非大丈夫的作为。况且,《伦理教科书》在“论洁身”时，有如下妙语，已经堵绝了自身的退路：
要而论之，不能洁身，咎在己而不在物(盖己身先不正，斯为外物所移)[24]。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刘君之失节，确实“咎在己而不在物”。故我同意前人的意见，刘的失误，很大程度应归咎于其“不能忘情爵秩”[25]、“好异矜奇，悁急近利”[26]、“虽渊静好书，而心实内热”[27]。值得一提的是，刘、尹二文均身心并论，将申叔先生过于强烈的个人欲望，与其多病、早逝联系起来。而这，正是蔡元培将“不为外缘所扰”与“康强其身”挂钩的本意。
《当年游侠人》 第三部分激烈的好处与坏处(4)
以醉心功名利禄来批评历史人物，在当代学界实在显得落伍。可理论一深奥，越说越复杂，也有穿凿附会的危险，反而掩盖了本来一眼就能看穿的原始冲动。比如，个人欲望以及精心算计，如何规定着某些初看相当光明正大的选择。即如时贤对于刘师培之抛弃纯粹汉学的家学，而取“通儒”的姿态，大都极为赞赏。我不否认刘君这一选择蕴涵着时代学术的发展趋向，值得大力表彰。我想说的是，即便在确定学术方向上，刘君也是精心计算，且其中不乏媚俗以博功名的个人欲望。
发表于1907年的《清儒得失论》中，有这么一句“得道之语”:“夫考证词章之学，挟以依人，仅身伺倡优之列;一言经济，则位列宾师。世之饰巧智以逐浮利者，孰不乐从魏、包之后乎?”这种学术思路背后的“成本计算”，上不了台面，论者一般不会涉及。对清学发展了如指掌、对儒生心思洞若烛火的刘师培，在古今文及汉宋学之争中，为了剥夺“经世之学”的道德优越感，将读书人心知肚明但又不好直接说穿的谜底，和盘托出：要之，纯汉学者，率多高隐。金石校勘之流，虽已趋奔竞，然立身行己，犹不至荡检逾闲。及工于词章者，则外饰倨傲之行，中怀鄙佞之实，酒食会同，唯利是逐。况经世之学，假高名以营利;义理之学，借道德以沽名。卑者视为利禄之途，高者用为利权之饵。外逞匡时化俗之谈，然实不副名，反躬自思，亦必哑然失笑(唯包世臣稍近有用)。是则托“兼爱”名，而博“为我”之实益。[28]谈“义理”者，未必都是“借道德以沽名”;讲“经世”者，更不能一概归诸“假高名以营利”。但有一点，刘师培看得很准：备受当局关注的思路、话题、领域、学科，容易获取功名利禄，因而也就更能吸引“从业人员”。选择冷门话题的，很少奔竞之徒;集合在显学旗帜下的，则不乏欺世盗名者。刘氏的这一判断，大致不差。
可“以史为鉴”者，既鉴人，也鉴己;既警世，亦自励。以汉学为根基的刘师培，之所以突然间转入“经世之学”，是否也是意识到“纯汉学者”，最多只能“伺倡优之列”?不满足于“高隐”的刘氏，于是不失时机地大谈“经济”?世人往往假定，学者之选择“议政”或“从政”，必定基于安邦治国的雄才大略与拯世济民的菩萨心肠，故道德境界无可挑剔。万一失足落马，那也是“动机”与“效果”难得统一，可以谅解。其实不一定。也有隐藏强烈的个人欲望、经过精心算计的“壮士”，借用刘师培颇为刻毒的说法，这才叫“托‘兼爱’名，而博‘为我’之实益”[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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