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名士风流，又能苦读诗书，这实在是新鲜事。记得梁简文帝有言:“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这句话在道学家眼中，自是大逆不道。于是，历代文人颇有以之为靶子者。假如不把“放荡”单纯理解为风流韵事，我不觉得此话有多大的弊病。其实，借文章故作放荡，制造许多真假艳遇，此乃引起公众注意的不二法门。只是这千古文人的小秘诀，本来不该说破。
“当年游侠人” 当年游侠人至于学者，可就不一样了，总不能把论文当小说写，穿插几百首自鸣得意的情诗。学术著作如也“放荡”起来，读者可就无所适从了——不管此“放荡”是真是假，是“风流倜傥”，还是“天马行空”。
或许这话可以倒过来。对学者而言，立身不妨“放荡”，著述且须“谨重”。这里的“放荡”，必须加引号，主要指的不是“艳遇”，而是像黄侃那样的“行止不甚就绳墨”。对于受大侠精神感召、愿意“远游负俗”的学者，这一策略并非不可行。
1995年7月13日午后
(原刊《读书》1995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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