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比是迷惑人的。不过，我不反对类比，因为对于死亡的真正思考是不可能的，我们除了用类比或其他诗意的解说来鼓励自己之外，还能够怎样呢?
临终的苏格拉底
《儒林外史》中有一个著名的情节：严监生临死之时，伸着两个指头，总不肯断气，众人猜说纷纭而均不合其意。惟有他的老婆赵氏明白，他是为灯盏里点了两茎灯草放心不下，恐费了油，忙走去挑掉一茎。严监生果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
奇怪的是，我由这个情节忽然联想到了苏格拉底临终前的一个情节。据柏拉图的《斐多篇》记载，苏格拉底在狱中遵照判决饮了毒鸠，仰面躺下静等死亡，死前的一刹那突然揭开脸上的遮盖物，对守在他身边的最亲近的弟子说：“克里托，我还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公鸡，千万别忘了。”这句话成了这位西方第一大哲的最后遗言。包括克里托在内，当时在场的有十多人，只怕没有一个人猜得中这句话的含意，一如赵氏之善解严监生的那两个指头。
在生命的最后一天，苏格拉底过得几乎和平时没有什么不同。他仍然那样诲人不倦，与来探望他的年轻人从容谈论哲学，只是由于自知大限在即，谈话的中心便围绕着死亡问题。《斐多篇》通过当时在场的斐多之口，详细记录了他在这一天的谈话。谈话从清晨延续到黄昏，他反复论证着哲学家之所以不但不怕死、而且乐于赴死的道理。这道理归结起来便是：哲学所追求的目标是使灵魂摆脱肉体而获得自由，而死亡无非就是灵魂彻底摆脱了肉体，因而正是哲学所要寻求的那种理想境界。一个人如果在有生之年就努力使自己淡然于肉体的快乐，专注于灵魂的生活，他的灵魂就会适合于启程前往另一个世界，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活动，也是把哲学称作“预习死亡”的原因所在。
这一番论证有一个前提，就是相信灵魂不死。苏格拉底对此好像是深信不疑的。在一般人看来，天鹅的绝唱表达了临终的悲哀，苏格拉底却给了它一个诗意的解释，说它是因为预见到死后另一个世界的美好而唱出的幸福之歌。可是，诗意归诗意，他终于还是承认，所谓灵魂不死只是一个“值得为之冒险的信念”。
凡活着的人的确都无法参透死后的神秘。依我之见，哲人之为哲人，倒也不在于相信灵魂不死，而在于不管灵魂是否不死，都依然把灵魂生活当作人生中唯一永恒的价值看待，据此来确定自己的生活方式，从而对过眼云烟的尘世生活持一种超脱的态度。那个严监生临死前伸着两个指头，众人有说为惦念两笔银子的，有说为牵挂两处田产的，结果却是因为顾忌两茎灯草费油，委实吝啬得可笑。但是，如果他真是为了挂念银子、田产等等而不肯瞑目，就不可笑了吗?凡是死到临头仍然看不破尘世利益而为遗产、葬礼之类操心的人，其实都和严监生一样可笑，区别只在于他们看到的灯草也许不止两茎，因而放心不下的是更多的灯油罢了。苏格拉底眼中却没有一茎灯草，在他饮鸠之前，克里托问他对后事有何嘱托，需要为孩子们做些什么，他说只希望克里托照顾好自己，智慧地生活，别无嘱托。又问他葬礼如何举行，他笑道：“如果你们能够抓住我，愿意怎么埋葬就怎么埋葬吧。”在他看来，只有他的灵魂才是苏格拉底，他死后不管这灵魂去向何方，那具没有灵魂的尸体与苏格拉底已经完全不相干了。
那么，苏格拉底那句奇怪的最后遗言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阿斯克勒庇俄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医药之神，蔑视肉体的苏格拉底竟要克里托在他的肉体死去之后，替他向这个司肉体的病痛及治疗的神灵献祭一只公鸡，这不会是一种讽刺吗?或者如尼采所说，这句话喻示生命是一种疾病，因而暴露了苏格拉底骨子里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曾怀疑一切超脱的哲人胸怀中都藏着悲观的底蕴，这怀疑在苏格拉底身上也应验了么?
临终的尊严
――山崎章郎《最后的尊严》中译本序
本书的作者山崎章郎是一位有深切人文关怀的日本医生，在多年治疗癌症末期病人的实践中，他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也积累了很多的疑问。于是有一天，当他翻开柯波拉?罗丝的“死亡学”开拓之作《死亡与死亡过程》时，他的认识很自然地发生了一个转折，用他的话说，他到那时为止所认同的医学常识被轻易地推翻了。他的这个转折，简单地说，就是把对于临终病人的态度由徒劳的救治变成了有效的关怀。在书中，他给我们讲述了他亲自治疗过的十个病人的故事，转折发生前后的病例各占一半，通过对照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个转折的合理性。
对于一个患了绝症并且确实救治无望的病人，要不要把真相告诉他?这是医生以及病人的亲属首先会遇到的问题。在多数情况下，人们采取的是隐瞒和欺骗的策略，并辅以空洞的鼓励。山崎章郎一开始也是这样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情有可原的，因为病人自己也往往害怕知道真相，不肯接受近在眼前的死亡。但是，随着病情实际上的恶化，病人必然会对专门给他准备的虚假的说明产生怀疑，并且终于完全不相信。最后，一个没有人相信的谎言横在病人和世界之间，阻碍着真实的交流，笼罩在病人四周的这种虚伪的氛围每每把病人逼入至深的孤独之中。事情的确古怪：一个人要死了，周围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和讨论着这件事，唯有当事人被排除在了外面。一个不能不问的问题：那个即将死亡的人究竟是谁?山崎章郎确实不断地向自己问了这个问题，他终于得出结论：病人有权知道与自己的生命有关的重要信息，有权决定怎样度过生命最后的时光。在被告知了真相以后，病人诚然会感到绝望，但这种绝望要比那种因为被欺骗然后又识破欺骗所感到的绝望好得多，他至少可以由于受到信任而产生出自己面对死亡的尊严感和勇气，并且有可能在坦诚的气氛中与医生和家人进行正面的交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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