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写作心态
——《人与永恒》香港版自序
每逢有人问我，在我已经出版的书中，我自己最喜欢哪一本，我的回答大抵是——《人与永恒》。
我常常自诩为自己写作，可是在我的全部作品中，能够完全无愧于这一宗旨的，当推这一本书。收在里面的那些随感，至少初版时的那些内容，我写时真是丝毫也没有想到日后竟会发表的。那是在十多年前，我还从来不曾出过一本书，连发表一篇文章也属侥幸的时候，独自住在一间地下室里，清闲而又寂寞，为了自娱，时常把点滴的感想和思绪写在纸片上。我甚至没有意识到我这是在写作，哪里想得到几年后会有一个编辑把它们收罗去，像模像样地印了出来。
我自己对这本书的确是情有独钟。读它的感觉，就像偶然翻开自己的私人档案，和多年前那个踽踽独行的我邂逅相遇。我喜欢和羡慕那一个我，喜欢他默默无闻并且不求闻达，羡慕他因此而有了一种真正自由的写作心态。我相信，不为发表而写作，是具备这种自由心态的必要条件。如今的我，预定要发表的东西尚且写不完，哪里还有工夫写不发表的东西。当然，写发表的东西也可以抒己之胸臆，不必迎合时尚或俗见，但在心理上仍难免会受读者和出版者眼光的暗示。为发表的写作终究是一种公共行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它诚然是不可避免也无可非议的，然而，有必要限制它所占据的比重，为自己保留一个私人写作的领域。
事实上，长远地看，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那种仅仅为了出售而制作出来的东西，诚然可能在市场上销行一时，但随着市场行情的变化，迟早会过时和被彻底淘汰。凡是刻意迎合读者的作家是不会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读者的，买他的书的人只是一些消费者，而消费的口味决无忠贞可言。相反，倘若一个人写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写出后自己真正喜欢，那么，我相信，他必定能够在读者中获得一些真正的知音，他的作品也比较地能够长久流传。联结他和他的读者的不是消费的口味，而是某种精神上的趣味。人类每一种精神上的趣味都具有超越世代的延续性，其持久犹如一个个美丽的爱情神话。
纯粹艺术：精神寻找形式
2001年3月5日至6日，我在德国参加了由波恩艺术博物馆主办的中德跨文化研讨会，这个研讨会是围绕帕腾海默的绘画作品展开的。此前，我曾参观过2000年1月在北京举办的帕腾海默艺术展。在这篇文章里，我想结合研讨会所涉及的话题，谈一谈帕氏艺术给予我的若干启发。
一、抽象绘画：作为精神图像的抽象形式
在中国，我常常听到一些当代画家的悲叹，他们说，艺术的一切形式几乎已被西方的大师们穷尽了，创新近乎不可能了。但是，尽管如此——更确切地说，正因为如此——他们越发竭尽全力地在形式上追求新奇。于是，我们有了许多好新骛奇的前卫制作品，给我的基本印象是热闹，躁动不安，但缺乏灵魂。所以，帕氏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的那天，因为听说帕氏是一位西方著名的当代画家，我差不多是抱着一种成见走进展厅的。
然而，出乎意料地，我获得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站在这一幅幅色彩单纯和线条简洁的构图面前，我感觉到的是一种内在的宁静和自信。如果说，中国某些前卫画家的画是在喧哗，在用尖叫和怪声引人注意，那么，帕氏的画则是在沉思，在心平气和地说出自己深思熟虑过的某种真理。他的画的确令人想起蒙德里安，但是，从色块的细微颤动和线条的偏离几何图形可以看出，他更多的是在用蒙德里安的形式语言进行质疑，描绘了一种与蒙德里安很不同的精神图像。我不禁想，如果换了某个中国前卫画家，为了躲避模仿的嫌疑，将会怎样夸张地渲染自己对于蒙德里安的反叛啊。事情往往如此：越是拥有内在的力量，在形式的运用上就越表现出节制，反之也一样。
对于一切艺术来说，形式无疑是重要的。可是，我赞同康定斯基的看法：内在需要是比形式更重要的、第一重要的东西，对形式的选择应该完全取决于内在需要。康定斯基所说的内在需要究竟指什么，似乎不易说清，但肯定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按照我的理解，它应指艺术家灵魂中发生的事情，是他对世界和人生的独特感受和思考，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他看存在的新的眼光和对存在的新的发现。正是为了表达他的新的发现，他才需要寻找新的形式。西方绘画之从具象走向抽象，是因为有感于形式的实用性目的对审美的干扰，因此而要尽可能地排除形式与外部物质对象的联系，从而强化其表达内在精神世界的功能。但是，一种形式在失去了其物质性含义之后，并不自动地就具有了精神性意义。因此，就抽象绘画而言，抽象本身不是目的，也不是标准，艺术家的天才在于为自己的内在精神世界寻找最恰当的图像表达，创造出真正具有精神性含义的抽象形式。
我手头有一本帕氏赠送的题为《色彩试验》的书，在这本书中，帕氏把色彩分为红、黄、蓝和黑、白、灰两组，对每一种色彩各用一篇短文和一首诗进行解说。在他的解说中，贯穿着一个明确的认识：色彩所表达的不是与自然客体的一致，而是与精神表象的一致，并非由物理属性得到论证，而是由心灵状态得到论证。我本人觉得，对于纯粹形式包括纯粹色彩与精神表象之间的关系的论证是一个极大的难题，困难在于难以彻底排除掉与经验对象的联系，尽管这种联系多半是被象征化了。不过，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另一个问题：帕氏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拓展抽象绘画的丰富的可能性，前提之一是内心拥有丰富的精神表象，这为他寻求形式上的突破提供了有力的动机。我很喜欢他关于色彩写的那几首诗，例如黄色：“在岸的弧棱中\/天空弯下身子。\/洞口大开。\/收容我吧。\/把我留在\/天国快乐的彼岸!”白色：“苍白的卵石滩上\/驻着时间。”蓝色：“时辰的衣裳。”灰色：“在不定型的\/尘土之桥上\/你领我们穿越岁月。”红色：“风暴焦躁地冲向\/做着梦的额头。\/无人应当在，\/除了我。”黑色：“关于夜的来源\/你知道什么?\/谦卑的宝地，\/深度记忆。”这些意象离感性对象甚远，有着深刻的精神内涵。对照之下，我认为中国一些当代画家与西方同行的差距的确是在精神上的，当务之急是提高精神素质，首先成为真正具有内在需要的人。惟有如此，才能摆脱模仿与反叛的二难处境，才谈得上寻找最适当的形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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