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甜歌蜜曲和无病呻吟泛滥的流行歌坛上，崔健是一个异样的存在。他的作品从来都言之有物，凝聚着那种直接源自健康本能的严肃思考。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一方面可以听到生命本能的热烈呼喊，另一方面可以听到对生命意义的倔强追问。他忠实于自己的灵魂，忠实于内心的呼声，在这一点上决不肯委屈自己，使他的作品有了内在的一贯性。由于这同一个原因，他对时代状况又是敏感的，随着社会转型的演进，他不停地反思和质疑，对于任何一种虚假的活法都不肯妥协。他的作品之所以具有人们常常谈论的那种批判性，根源不在某种世俗的政治关切，而恰恰在他对于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和寻求真实人生的渴望。
人怎样才活得真实?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无论谁都不可能找到一劳永逸的答案。不过，我们至少可以确认，任何一种真实的活法必定包含两个要素，一是健康的生命本能，二是严肃的精神追求。生命本能受到压制，萎靡不振，是活得不真实。精神上没有严肃的追求，随波逐流，也是活得不真实。这两个方面又是互相依存的，生命本能若无精神的目标是盲目的，精神追求若无本能的发动是空洞的。作为一个摇滚歌手，崔健在摇滚中找到了一种适合于他的方式，使他觉得可以把本能的自由和精神的严肃最佳地结合起来。当然，这种适合于他的方式未必适合于其他人。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寻找一种适合于自己的方式，都应该倾听自己内在生命的呼声，关注自己的生存状态，不断地寻求一种既健康又高贵的人生，简言之，一种真实的活法。这就是崔健用他的作品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我称之为摇滚的真理，实际上也就是生命的真理。
三
当我们坐下来进行本书由之形成的一系列交谈时，距最初的见面十多年了，崔健已不复是当年那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而是一个功成名就的中年人了。他朴实依旧，多了一些沧桑感。然而，他依然是富有激情和活力的。平时沉默寡言的他，一旦谈论起感兴趣的话题，便江河滔滔，精彩纷呈，使在座的人都感觉到是一种享受。
我们先后进行了五次谈话，分别是在今年的2月1日、6月9日、6月21日、8月31日、12月2日。谈话的主角理所当然地是崔健，话题是广泛的，以音乐为重点，兼及他对艺术、文化、社会、人生的看法。每一次谈话都有录音，并整理出原始文字材料。然后，我根据原始材料按照主题再做整理。这样产生的初稿在我和崔健之间往返了许多次，分头进行了仔细的修改，最后才形成现在的定稿。这样一本小小的书，我们围绕它工作了将近一年。我想借此表明的是，我们的态度是十分认真的。对于崔健，这是他不愿意多用的一种方式，他更愿意用音乐来说话，在许多年里他不会再出另一本用文字表达自己的书了，因而必定格外慎重。对于我，我觉得自己负有一种责任，生怕自己不能充分而又准确地传达他的看法，留下长久的遗憾。可是，我知道遗憾是难免的，由于我不谙音乐，不擅言谈，就未必能激发他把自己的宝藏都展现出来。因此，我虽可力求准确，却难以做到充分。不过，不管怎样，在完成了本书的时候，我想说，在我的生涯中，这是一次愉快和难忘的合作。
我自己从这次合作中确实获得了极大教益，它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得以面对一个人生道路和事业领域与我完全不同的优秀者，聆听他对生活的认识。在谈话过程中，沟通令我欣慰，但差异更促我深思。作为一个一辈子与文字为伴的读书人，我尤能感觉到他对纯文字的批评的警策力量。我希望我有理由据此期待，本书将不但有助于喜欢崔健的人们进一步理解他和他的作品，而且有助于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各方人士进一步思考自己和自己的人生。
第15章 中国人缺少什么(1)
纪念所掩盖的
在尼采逝世一百周年的日子来临之际，世界各地的哲学教授们都在筹备纪念活动。对于这个在哲学领域发生了巨大影响的人物，哲学界当然有纪念他的充足理由。我的担心是，如果被纪念的真正是一位精神上的伟人，那么，任何外在的纪念方式都可能与他无关，而成了活着的人的一种职业性质的或者新闻性质的热闹。
我自己做过一点尼采研究，知道即使从学理上看，尼采的哲学贡献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打一个比方，西方哲学好像一个长途跋涉的寻宝者，两千年来苦苦寻找着一件据认为性命攸关的宝物——世界的某种终极真理，康德把这个人唤醒了，喝令他停下来，以令人信服的逻辑向他指出，他所要寻找的宝物藏在一间凭人类的能力绝对进入不了的密室里。于是，迷途者一身冷汗，颓然坐在路旁，失去了继续行走的目标和力量。这时候尼采来了，向迷途者揭示了一个更可怕的事实：那件宝物根本就不存在，连那间藏宝物的密室也是康德杜撰出来的。但是，他接着提醒这个绝望的迷途者：世上本无所谓宝物，你的使命就是为事物的价值立法，创造出能够神化人类生存的宝物。说完这话，他越过迷途者，向道路尽头的荒野走去。迷途者望着渐渐隐入荒野的这位先知的背影，若有所悟，站起来跟随而行，踏上了寻找另一种宝物的征途。
在上述比方中，我大致概括了尼采在破和立两个方面的贡献，即一方面最终摧毁了始自柏拉图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另一方面开辟了立足于价值重估对世界进行多元解释的新方向。不能不提及的是，在这破立的过程中，他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哲学天才。譬如说，他对现象是世界唯一存在方式的观点的反复阐明，他对语言在形而上学形成中的误导作用的深刻揭露，表明他已经触及了二十世纪两个最重要的哲学运动——现象学和语言哲学——的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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