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于路途
第34章 余秋雨：也许是归程
一
出走那么多年，想得最多的还是那个老问题：“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开始时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从哪里来?从书房、讲台、官位走出来;到哪里去?为寻找中国文化的废墟而去。
而且，由于这一来一去都逆着潮流，内心的把握就更加明确。十余年前的当时，离开文坛和官场是不可思议的，除非是出国。但是，我擦着别人的肩脖正好走了好几个反方向。这就像在拥挤的车站码头，一个人的倒行逆施必然引来无数的冲撞和白眼，而每一个冲撞和白眼都让他重新考虑一次自己的选择。走着走着，肩脖没有了，人流不见了，四周越来越安静，抬头一看，大漠荒荒，黄沙茫茫。
我知道那里埋藏着从先秦到汉唐的气息，那里正是我要去的地方。
但是，十几年边走边停、边看边想，我渐渐迷路。我突然发现出发时拨定的“心理罗盘”指反了。那些远年废墟，并不是我“去”的地方，而是我“来”的地方。
那么，我究竟要到哪里去?
来路，越走越清晰;去路，反而越走越迷惘了。
二
越走越迷惘，这早已不是我个人的问题。
既然来路是先秦和汉唐，那么，我的身边和身后，也就渐渐热闹。
凡是当年我独自寻访的冷僻地方，只要写成文字发表，总会引起人群的集结。从我出发的甘肃高原诸地，到都江堰、天一阁、天柱山、青云谱、平遥、承德、周庄……每天都有不少这样的旅行者。甚至，连当年与我面对面擦肩而过的出国人潮中，也有很多人回来，按照我的描述找去了。
这并不说明我的文章有多大的力量，而只是表示，想弄明白“我从哪里来”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我为这个问题早走了几年，于是大家追过来了。
但是，这种有趣的情景也给了我一种巨大的责任。必须再走一些地方，看看有没有可能在“我到哪里去”的问题上，作一点探索。
为此，我又走了很久，走得很远。
直到后来，我在云贵高原深处发现了一些人迹，一些炊烟，一些歌声，才在心头隐隐自问：这里，也许是归程?
我还没有找到答案。可能永远也找不到。那就先向信任我的读者，交代一下产生这种归程感的原因。
三
这是翠绿群山间的一个小盆地，盆地中间窝着一个几百户人家的村寨。村寨的房屋全是黑褐色的吊脚楼，此刻正朦胧着灰白色的雾气和炊烟。把雾气和炊烟当作宣纸勾出几笔的，是五座俏拔的钟楼。
钟楼底层开放通透，已经拥挤着很多村民和过路客人，因为在钟楼边的花桥上，另一些村民在唱歌，伴着芦笙。
唱歌的村民一排排站在花桥的石阶上，唱出来的是多声部自然和声，沉着、柔和、悦耳。这些村民有一年被选到法国巴黎的一次国际合唱节里去了，才一开口，全场屏息，第二天巴黎的报纸纷纷评论，这是中国所有歌唱艺术中最容易被西方接受的一种。
村民们没有听过太多别的歌唱艺术，不知道法国人的这种评论是不是有点夸张。但他们唱得比平时更来劲了，路人远远一听就知道：咳，侗族大歌!
不错，我是在说一个侗族村寨，叫肇兴。地图上很难找得到，因此我一定要说一说它在地球上的准确方位：东经109°10′，北纬25°50′。经纬交汇处，正是歌声飘出的地方。
唱歌的村民所站立的花桥就像一般所说的“风雨桥”，很大，筑有十分讲究的顶盖，又把两边的桥栏做成两溜长椅。不管风晨雨夕还是骄阳在天，总有不少村民坐在那里观看河景，说说笑笑。此刻，桥头的石阶变作了临时舞台，原来坐在桥栏边的村民没有起身，还是坐着，像是坐在后台，打量着自己的妻子、女儿、儿子的后脑勺。
这些站在桥头石阶上唱歌的村民中，不同年龄的妇女都穿上了盛装。中年妇女的服装比较收敛，是黑色为底的绣花衣，而站在她们前面低一级石阶上的姑娘们，则穿得华丽、精致，配上一整套银饰简直光彩夺目。据说，姑娘们自己织绣多年的大半积蓄，父母亲赠予她们的未来嫁奁，都凝结在这套服装中了。这里的财富不隐蔽，全都为青春在叮叮当当、闪闪烁烁。
领唱的总是中年妇女，表情比较严肃，但她们的歌声在女儿辈的身上打开了欢乐的闸门。我一遍遍地听，当地的侗族朋友在我耳边轻轻地介绍着歌曲内容，两头听下来终于明白，这样的歌唱是一门传代的大课程。中年传教给青年，青年传教给小孩，歌是一种载体，传教着人间的基本情感，传教着民族的坎坷历史。像那首《珠郎和娘梅》的叙事长歌，就在向未婚男女传教着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忠贞，为了爱情与忠贞应该作出什么样的抗争，付出什么样的牺牲。
歌声成了民族的默契、村寨的共识、世代的叮咛。但是，这种叮咛从来不是疾言厉色，而是天天用多声部自然和声完成。这里所说的“多声部自然和声”已不仅仅是一个音乐概念，而是不同年龄间的一种共同呼应、集体承认。这里的课本那么欢乐，这里的课程那么简明，这里的教室那么敞亮，这里的考试那么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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