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应该是理性支配权力，但是，很多人却如拿破仑说的“是权力支配着理性”。人一旦迷上了权力，信念就容易发生动摇，腐败也就开始了。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的时候，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成为一种追求荣誉、自由的乐趣时，人就迷失方向了。
许许多多有过权力的人，一旦失去了权力或势力，便大肆抱怨世态炎凉，抱怨人走茶凉。其实世态炎凉本就如此，只是你有权有势的时候，车水马龙，一呼百应，颐指气使，有求必应抬举惯了，被惯坏了 ，自己却浑然不知，以为都是应该的，以为是自己人缘好，以为别人都是心甘情愿的，以为天道如此。如今失势了，才感觉世态炎凉，才有了抱怨。
公共精神是在以公民为本位的社会中产生，公共行政权力来源于人民主权的让渡，以公共精神为基本理念 的公共行政在运作过程中，必须突出其公共性，强调公共利益和负责任;而缺乏公共精神的公务员是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的。
公共权力的滥用现象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虽然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但在公共行政运行过程中，却忽略了对政府具体服务职能的建设;强调政府是一个管理机关，以政府利益取代公众利益，奉行典型的“政府本位”。
自从学者吴思创造性地发现和总结了中国政治的潜规则后，舆论倾向于把一切官场问题都归于潜规则。但是，在西南财经大学教授郭元唏(曾经在四川德阳市挂职担任副市长四年多)的《市长手记》一书中，却揭示了：最令人震惊的事情、最荒诞不经的举动大都不是潜规则造成的，而是在政府办公会和党委常委会的台面上发生的，一切都严格遵循议事程序，一切都严格履行组织手续，一切都来得冠冕堂皇，但结果常常是恶人当道，百姓遭殃。这一切说明官场显规则出了问题，而且是大问题。事实上，凡是 潜规则流行的地方和时候，多半是显规则失常的地方和时候。
基层政府决策和运行中存在的缺陷是体制上固有的矛盾造成的。这固有的矛盾在根本上是权力的获得来自上级的委任，而不是选民的授予;在宏观上是权力过于集中，党政不分，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衡;在微观上是程序设计漏洞百出或者形同虚数设，党政一把手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拥有无限的权力，一切程序都要服从于一把手的意志，是一把手贯彻、落实自己意图的工具。
党内监督、政府监督都有明确的规定，但如何真正落实到实处，就是问题了。在现实工作中，往往是一把手说了算，对于错误的决定和决策，在党内的公开场合是没有反对声音的，更不用说谁来抵挡了;即使有反对的，也是在会下，不起任何实际效用的议论。
设计并真正实行严密的施政程序本来是用来限制和正确运用权力的，但在中国，许多程序却不幸沦为滥用权力的工具。这就是中国许多地方政府、党委的现实状况。在这样的 显规则下，各级官员无须接受民众认可的政绩检验，可以自由运作自己的升迁。在这样的显规则下，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正被不法官员侵蚀私分，共产党的党政权力逐渐流失到不法官员手中。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在“木桶理论”作用下(木桶装水的多少取决于最短的那根木版)，被那些最拙劣的官员拉低了、削弱了，并正在危及其政治生命。
提高执政能力，必须对权力的运作程序进行更新和完善，与时俱进 ，借鉴人类一切成功经验，从宏观到微观，都能有效地约束权力的越位、腐败和不作为，建立新的官场显规则。在目前的显规则下，想按照自己的良 知和职责为百姓办点实事，必然伤害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得罪更有权势的人，结果只能成为书生气十足的另类，成为孤独的人。
权力变现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病：
商业贿赂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各个环节已经形成了某种权力链。从顶端开始，权力就处于缺少有效监督和制约的失衡状态，每一个环节都理直气壮或多或少地借助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凡是手中有一些权力，就一定要加以利用，使其发挥效益最大化。
如果从更大范围观察，权力失衡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病，大有蔓延之势。在社会的权力大系统中，政府、单位组织、个人构成由大到小的权力链，政府的权力失衡必然会对单位组织以及个人产生影响。通俗的说法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最大的权力拥有者政府，都存在权力的滥用，那么就很难保证单位组织和个人将权力控制在恰如其分的界限之内。
权力原本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遗憾的是，监督、约束机制的缺陷，为权力异化为部门利益、集团利益、个人利益提供了种种可能。一些地方政府滥用权力，借助权力谋利，诸如非法占用土地、直接卖地赚钱，将公共收入变成自家小金库，利用职权贪污受贿之类，已经是屡见不鲜。
一旦政府的权力变异行为成为榜样，单位组织也就不可避免地“上行下效”。银行、学校、医院、电信等拥有某类特权的单位组织，也都理直气壮地将权力转化为利益。
权力带来的种种好处让人艳羡。而个人，一旦拥有了权力，也就想方设法地将权力变现。人人都看到权力的好处，人人都会感到他人在滥用权力之时自己的被剥夺感，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超越权力的使用边界，以权谋私，以权获利。就象传染病一样，人人被感染，成为带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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