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类不同的权力——基于财富的权力和追逐财富的权力，塑造了两种不同的政治。
基于财富的权力在英国发展为权利的政治，财产权、自由权和选举权是它关心的核心问题。国民通过政治参与争取自己的权利;政治参与的基本形式是参与选举，因此权利政治的发展过程，表现为参与选举的范围和人数不断扩大。
追逐财富的权力在中国发展为治理的政治，它关心的基本问题是军事力量、权力的贯彻和下层社会的稳定。治理的政治仅仅涉及政治领域中的一个狭隘部分，即行政权力部分，强化权力是它的基调。普通人争取某些基本的物质利益，要依靠权力集团适当减少攫取的份额——这构成了历代改革的主要内容。一切有组织的剥夺行为必须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剥夺的限度。过度剥夺违背了剥夺者的利益，因为被剥夺者如果受到过度剥夺，普遍陷入赤贫境地，就将导致财富的源头枯竭。剥夺者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需要采取措施刺激农民，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但它从来不会对权力的垄断制度进行改革。治理政治的政治过程表现为由乱到治、再由治到乱的循环往复。
有了财富就有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自然理性;有了权力就有财富，却是强盗的逻辑。选举是取得权力最合理的方式，这已不用多说;除此之外，依靠财富获得权力就是最易于理解的方式了。金钱是一种力量，除了在个别方面，它都是一种有益的力量。普通人出于对金钱的羡慕而本能地敬重富人，地主在当地也自然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虽然财富的垄断造成权力的垄断，但是财富总是要向外扩散，尤其在进入工业时代后，财富扩散在速度上空前加快了，它必然导致权力向外扩散。新的财富阶级对旧的财富阶级垄断政治权力的不满与日俱增，而消除不满的方法就是让后来者获得权力。
不以索取财富为目的的权力，对权力的依赖不会太深，失去权力自然会失去某些特权，但还没有失去财产，于是有了自动移交的可能性。在英国，权力转移不是采取清算的方式，而是用协议的方式;它是缓慢流失，而不是被颠覆。一种权力逐步退出，为另一种权力进场让出位置;它甚至只是从前排座位退到后排座位。旧哦的权力不是被剥夺，而是分量减轻了，不是完全失去了发言权，而是发言的重要性不如从前了。
攫取财富的权力对权力的依赖是如此之深，以至只要离开权力，离开治理的岗位，掌权者过去所有的荣华富贵都付诸东流;权力的利益是如此之大，以至不惜一切手段也要保卫它。权力转移对皇室是江山易手，对王朝官员是财富、地位和命运的转移，因此他们不可能自动让出权力。
基于财富的权力优于追逐财富的权力。
当权力与利益相勾结，必然导致腐败丛生，政治生态异化——这种腐败多呈网状结构，难以斩草除根。
广东兴宁矿难再次应验一个事实：天灾背后是人祸，人祸背后是腐败。中国社会的弥漫性腐败至今没有对症药方，其中一个突出现象是：随着放权让利，基层政府和各级政府部门逐渐形成自己独立的利益和意志，为维护自身利益，它们不惜想方设法对抗中央和上级政府，致使上级政府有令难行、政令不畅，行政效率大为降低，执政能力大幅削弱，腐败寻租却因此获得更大空间。
当下省级以上政府形象优于各级地方政府，各级地方政府形象优于去工作部门。许多人甚至断言：中国的事情败在基层，坏在政府各部门。其实主要原因不是好坏人的问题，而在于对国民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来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级尤其是上级政府的工作常常是帮助性的，是服务;而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却是限制性的，是干预。在现实生活中，对人类行为影响最大的环境因素是现实的利益格局。高层与基层、政府与部门行为表现的差异，也可以从现实利益的格局中求解。官员以权牟利的途径主要有二：一是以利益资源交换获利;二是凭合法伤害能力得利。
由于政府迄今掌握着庞大的经济资源，官员可以利用掌握的利益资源与其他社会成员私相交换，获得利益。由于中国的市场社会是在不规范中由无到有生成，低起点竞争使不规范行为无所不在;也由于官员个人的自由裁量度较大，他们可以凭借合法伤害能力(执法权)胁迫他人而得利。前一种寻租方式的结果是双赢，权力一方取得租金，另一方自愿付出租金以获得稀缺或廉价资源，这实质是一种利润极高、可产生“超额利润”的交易行为;双方都获利，一般不会引发对抗;后一种寻租方式是权力单方面获利，另一方被迫付出租金只为避免伤害，付出是不情愿的，因此容易发生冲突，造成恶劣社会影响。高层与基层、政府与部门的区别在于，前者同时拥有利益资源与合法伤害能力，后者往往只拥有合法伤害能力。
中国权力系统内的利益分配格局是这样的：利益资源集中向上级倾斜，越接近基层，资源越少;但合法伤害能力并不随之减少，反而因越来越接近可伤害对象而运作起来更加方便和直接;另一方面，在各个层级中，可供交换的利益资源向政府核心集中，许多部门可自行处理的资源只维持在难以进行交换的最低限度，只掌握合法伤害能力;少数资源较多的部门，其运用往往受到政府核心的指挥与干预。因此，高层与政府核心往往选择利益交换方式获利，这是一种风险与阻力最小、效率相对最高的轻松寻租方式(可称为“隐性腐败”方式);基层与部门只能凭借合法伤害能力榨取利益，这是一种相对操作较难、风险与阻力较大的寻租方式(可称为“显性腐败”方式)，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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