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倾向是大家都往最高的级别上挤。久而久之，在大家的死命拥挤下，主管分品的中正官顶不住压力，口子越开越大，最后，一项很贵族化的制度变成了头重脚轻的怪物。不少王朝末年，朝廷里的高品官就更多。太平天国灭亡前夕，一共封了2700多个王。
现在的中国，教授相当于处长，讲师相当于科长。所有这些毛病都跟官僚制度有关。现在所谓的等级都是官等官阶。中国的贵族制早就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无所不在的官僚体制，历史证明，社会的行政导向势必会导致依附于官僚制的等级制，同时迟早会打破等级制的规矩和限制，使最高等级挤满了人，导致这种等级体制整体贬值。
中国传统政治，首先讲究的就是个秩序，最忌讳的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后世的君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不惜把礼仪道德化、制度化甚至法律化。
在中国，现在普遍存在一种“官位饥渴症”。一般的病称为“疾病”，称之为“症”的，就是“顽疾”。生理之外的“饥渴症”比较罕见，“官位饥渴症”就是一种。现在患“官位饥渴症”的太多了。
“官位饥渴症”的根源来于现实。在现实中，人人都看到了为官的利益和权力的含金量。在行政机关，很多人视官职为生命，那种盼望官位、盼望权力之情用“饥渴”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在那些执法部门更明显，很多职位和权力直接等于背后的灰色收入。再看看许许多多突出业务的事业单位，同样“寸官不让”，每一次中层干部调整，便上演活生生的打斗，好象官位比生命还重要。很多人把仕途美其名“政治生命”，就是把官位视如第二生命。鲁迅说“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背后的文化背景太深厚了，总有那么一些人前赴后继，为了官位，你拼老本，我拼血本。官位之下必有勇夫!多少人跑官要官，望权门而叩拜。当官没有当够的，到老不想退位，对权力流连忘返。有人说官最好当，只要给你一个机会谁都能当，当官是天下最容易之事。李鸿章就说过类似的话，说一个人在中国如果连官都不会做，这个人就太无用了。这只能说明庸官太多，官场有庸官的大市场，官位与能力不等，职位与责任不等，官德与实际不等，不为民只为私，这样的官实在是太好当了。怎能不让人“饥渴”。
仕途中人谁不想搏得上级的赏识而青云直上，更何况官职在如今的社会中附加了比官职本身更多的含义。职务代表的不仅仅是权力、地位、利益、名誉，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官员的人生成败。
官场里的很多事情，你心知我心知，你肚明我肚明;但你不说我不说，你蒙着我蒙着，谁也不愿意做丑，谁也不愿意去做戳穿皇帝新衣骗局的天真小孩。这就是官场里的生态法则。
官场就是一个染缸，一个人要想保持清白，要么不介入，要么就只有走极端。
一个正派人，很容易觉得官场其实也是一个围城，外人更多看到荣华富贵，未必深知其中的苦衷;但官场也不是什么私家花园，想进就进，想出就出。
官场当然是社会矛盾最集中的地方，正因为这样，也就有最多的道义和责任需要承担。
官场的神秘怪异，深不可测，其实玩在嘴上，看说功是否修炼到家;常常在各种会议报告上听到“原则上”云云，而少见具体措施办法，都因为讲原则容易，讲办法难，讲原则无需动脑筋，人人会讲;讲办法就需要真才实学。
在某些人眼里，官场上蒙人无可厚非，是“稳定”社会、“巩固”政权的需要，甚至称为“智慧”、“策略”。其实，这话反过来就清楚了：一个靠“蒙”才能“稳定”的社会，是个什么社会?一个靠“蒙”才能“巩固”的政权，是个什么政权?
把人“蒙”在鼓里，的确可以收一时之效，但要保持长久，却是不行的。因为，当这蒙人的“潜规则”成为大家心照不宣的东西时，人们难免不会如法炮制，以其人之道，反制其人之身，反把蒙人者蒙进鼓里。
没有“周旋”和“妥协”，就构不成千百年来全部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技巧，也就造就不了全部历史生活的光怪陆离。
国人当官，最忌讳“副”字。“副”字无论哪一级，不仅待遇不如正级，永远戴不上“一把手”的桂冠，听起来也不顺耳，有“贬值”之嫌。好在官场有个“潜规则”：都会顾及副职的面子，下级、同级、上级在口头上会主动“删”去副字。这点面子在出差、开会、交际等场合，尤其注意给足。
“副”字虽然与名利有关，必然出现“副”转“正”的激烈竞争。这里的学问就更大了，聪明机灵的一般会从贴近领导、提高业务水平、搞好同事关系这三方面打造自己，谓之当官“诀窍”。若排除用人不正之风，跑官买官，有以上三种能力的人，多则三五年，少则一二年，就能被“扶正”，乃至“更上一层楼”。官场级别，历久弥新，代代相袭，奥妙无穷，深不可测。值得有识之士研究。
多数情况下，副手并不想把和正手的关系弄僵。如果正手能尊重反副手，肯于听取副手的意见和建议，让他们真正行使职权，许多矛盾就不会发生。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一把手都是独裁者，什么事情都自己决定，根本不把副手们放在眼里，什么事情根本不于副手们商量，副手成了摆设，甚至成了出气筒，这让副手心里难以平衡，就生出许多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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