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实行的是公有制，在现阶段，是由国家代表社会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并由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社会调控体系负责一切社会价值、社会利益的分配。在公有制下，国家是关键，国家至高无上，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以国家的名义所采取的一切行动，其理由之正当和充分是不容置疑的。这一点已经深入到当代每一个大陆中国人的心里;特别是干部们，由于他们是代表着国家在行使权力，上述的几点已经渗透到他们的潜意识里。
当具体到每一个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干部身上时，情况就出现了差别。有的干部不知不觉地在潜意识里将“以国家的名义”和“以某一集体的名义”等同起来，或者说用后者替换了前者。他们的推理过程很符合逻辑：我要对国家负责，但具体地说，就是对我所担任职务的部门或者单位负责;而我所担任职务的部门或者单位，说到底是国家的，我这个部门或者单位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既然如此，以部门或者单位的名义也就是以国家的名义。这就是“只要以公家的名义，什么事都干得”。
文化与法律在这里发生了冲突。应该遵循文化的律令，还是遵守法律?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一般地说，文化的力量远比法律的力量强大。
从“为公”的越轨到为私的越轨只有半步之差。最能体现这一点的，也许莫过于“小金库”。小金库是多种矛盾的产物。
从社会调控体系看来，企业的一切全都按计划安排得妥妥帖帖，根本没有必要另外掌握什么机动钱款;但在企业看来，小金库可用于行贿、可用于种种不可告人的去处。从理论上说，企业的一切经济行为不只被事先安排好，而且处于严密的监督之下。但实际上，“宏观控制，微观搞活”后，企业却有大量的“小动作”可搞，小金库也就自然受到欢迎。
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说：“历史家昌言中国一部二十四史是相砍史，但从另一个视野去看，则又实是一部贪污史。廉吏循吏在历史上之被重视与崇敬，乃说明这类人物该是如何的希罕。历代对于贪官污吏所定法律之严酷，更说明这类人物该是如何的多。”
中国封建官吏贪污受贿的手法，主要是五种：恃权勒索、克扣军饷、贪污所征收的赋税、监守自盗国库、利用国家财政支出之机假公济私。
封建专制和官本位下的封建官吏，只有“父母官”的观念而没有“公仆”观念，是“为民做主”而不是“代表人民”。这是他们鱼肉百姓的原因之一。然而奇怪的是，中国以道德为立国之本，用儒家学说为基础的礼治秩序规范着一切人的一举一动，而整个道德规范里是没有一条允许官吏贪污受贿的，那又何以会形成如此众多的官吏贪污受贿呢?
问题就出在以道德为立国之本上。道德是人类社会极重要的支柱之一，但绝对办事唯一的支柱，也不是最有力的支柱。没有科学与理性、民主与法制等等来济道德之穷，以道德立国就演化为泛道德主义，其特征是：不只牵涉到他人利益的社会性行为它要管，连私生活甚至个人内心里的自然欲念它也要管——而且管得非常严格。要求过高，紧张过度，泛道德化反成为非道德化。经验证明，迫使人们去做他们做不到的或不愿意做的事情，结果必然造就虚伪。
虚伪造就了中国封建官吏的双重人格：一方面信誓旦旦，为国家、为君主万死不辞;另一方面则为了个人利益哪管国家兴亡。于是，出现了“满口仁义道德，行事男盗女娼”这一司空见惯的历史现象。道德在多大程度上沦为谋取名利的工具，也就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对人之行为的约束力。
在人治社会里，道德也即个人良心是社会最后的一道防线，此防线一旦崩溃，中国封建官吏就在贪污受贿的路上越滑越远。大家背地里都奉行另一套，最高统治者也只能眼开眼闭。既然权力在握，而且这种权力不受约束和监督，在一般情形下也不会遭遇到反抗，谋取私利最简便、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为其“作主”的人民当作鱼肉的对象，“做官”与“发财”也就联系到一起了。最终导致了社会学家称为“系统化贪污”的现象，也即某一组织内部的全体或者绝大多数成员都在进行有计划有预谋有一定规律的贪污。
中国人传统地把当官看得很重要，有理由说是因为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政治学说，也有理由说是因为科举制鼓励人们“以学干禄”，热衷于仕途。但更深层的原因，则是长期的官僚政治给予做官的、准备做官的、乃至已经退出官场的人以种种社会经济实利，或种种虽无明文确定但却十分实在的特权。这些实利和特权，从消极意义上说是为了保护财产;而从积极意义上说，则是为了增大财产。
封建社会官吏往往利用职务关系、亲属关系和地域关系营私舞弊，贪脏枉法，严重侵蚀着国家政权的肌体。官吏贪污的手段大多系收受贿赂和利用制度的漏洞为主。
金钱地位的提高也冲淡了传统的人际关系，人际交往中的功利主义色彩增强，人们不再单凭血缘关系和情感来确定亲疏远近，而是“渐加以货币，遂至视多寡为厚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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