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已经被收录在各种核心期刊目录中的期刊们,立即以最为醒目的标记在期刊的封面上印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几个字,以此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因为核心期刊在国内学界占有特殊的地位,有特殊的作用,它是一种稀缺资源,因此才有那么多期刊不择手段使自己晋升为“核心期刊”之列。
在评定期刊的过程中,有几个重要的指标是必须要参考的: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它引量、被摘率、影响因子、获国家奖或被国内外重要检索工具收录等7个评价指标。这些指标都是国际通行的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方法,按理来说应该是很客观和公正的。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蔡老师说他们发现这些指标也很不可靠。就拿文摘量来说,国内的权威文摘刊物已经很少了,大家比较熟悉的有《人大复印资料》、《新华文摘》、《高校学报文摘》等。于是,那些还未被评为核心期刊的期刊就跃跃欲试,使尽浑身解数期望提高自己的转载率。
如何使杂志成为核心期刊,主要有两种方法:名人效应、人情关系。
档次比较低的期刊,为了提高自己的档次,早日跻身‘核心’之列,他们就争取在每期的第一篇文章上下工夫,不惜花重金邀请知名学者、教授写稿,因为这些名人写的文章一方面质量确实还可以,另外他们的文章被引用的概率也比较大。我也约过上海某高校的几个专家给一些不知名的学报写稿,这些学报为了能够成为北大版核心期刊目录中的一员是不惜血本的。
而靠人情关系来提高转载率在国内期刊界更是普遍的规则。吉林某大学的一本非核心期刊为了成为核心期刊,多年来主编一直在努力与人大复印资料、新华文摘、高校学报文摘的编辑们搞好关系。曾任该期刊的一位编辑告诉本刊记者“这么多年来,我们主编经常到北京、上海等地请这些编辑们吃饭,请他们到长白山旅游。我们国家地大物博,各期刊社又都分散在全国不同地方,为了提高转载率,编辑部一般都会邀请那些掌握转载资源的编辑们到当地去旅游。去年我就跟我们主编专程到上海来请《高校学报文摘》的主编和编辑们吃饭并邀请他们去吉林玩,费用我们全包了。”
此外,还有一些期刊为了提升自己的档次,不断地策划专题。他们瞄准国内各高校的一级学术研究所和某些领域权威人士,请这些学者就一些前沿问题写成专栏。因为对某个问题探讨集中且全面,这样就能增加被转载和引用的几率,这样做也会使得其在核心期刊的收录过程中把握更大。
期刊因为被冠以“核心期刊”之名可以正大光明地收取版面费来为编辑们谋福利、赚外快;教师和学者们可以通过各种关系和方式联系“核心期刊”们为自己发文章,以此来提高自己在学术界的名誉和地位;学生们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就能够无后顾之忧地毕业,甚至还可以搞“副业”;高校则在每年数以万计的核心期刊论文中你争我夺地排名论序。如此看来,在核心期刊这个链条上,每个环节都能够得到好处,难怪“核心期刊”会呈现出如此“繁荣和昌盛”的局面。
12.14 关于假日腐败问题
当领导要做到用权不用计，过节不失节，进步不进钱，生日不生财。
“假日腐败”已经成为现在腐败的一个特点。“廉不廉，看过年;洁不洁，看过节。”节日对干部是否廉洁是一大考验。相对而言，“假日腐败”有着比平时难以抵制的诱惑力。
机关里的收入主要分为三种：白色收入——工资表上的收入，受法律保护;灰色收入——利用工作和职务之便额外获取的不太显眼的收入，这在权力部门和有权人那里是家常便饭，司空见惯属于普遍现象;黑色收入——也是与工作和职务有关的收入，只不过数量大，不是谁想黑就黑得上的。
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的性质是很难区分的。如果硬要区分，只有一个简单的标准：那就是没穿帮的是灰色收入，穿了帮的便上是黑色收入。
以费用不好解决为名，拿着发票到下面去报销，是一些贪官的一贯手法。
以借的名义取得大量物品，出了问题就说全是借的，朋友之间的礼尚往来。但仔细考察这些借者的背景，皆有权力部门的影子，实际上也是权钱交易。
从过年关看领导干部的权力观
1月24日法制日报在《“节日腐败”为何难禁绝》一文导读中说：一个贫困县的县委书记，仅仅几年的春节、中秋两个节日，就收受礼金近百万元。法庭上，此人对检察机关指控的受贿事实供认不讳，但却认为，年节礼金是人情往来，不能算是受贿。
这个狂收节礼的贫困县县委书记，就是河南省西华县原县委书记栾蔚东。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原海南省临高县委书记吴光华在法庭上，也曾自以为是、理直气壮的辩称:“过年过节收红包，收点钱，在海南临高和儋州一带是风俗习惯”。
“人情往来”、“风俗习惯”等等理由成为贪官们大肆收敛钱财的借口，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文化生活的巨大讽刺。我们怎能忘记，移风易俗，提倡新风俗、新习惯可是从推翻封建制度就开始的，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后，人民当家做主，各级领导干部不忘“两个务必”，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使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创造了中华民族的一个又一个辉煌，才有了今天经济大发展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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