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腐败一样，公务化暴力也是一种世界性现象。在制度已将执法人员的权力纳入受到监督和制约的框架的情况下，公务化暴力更多的是个人的因素，而非制度的因素，不会演变成公共权力运作时的“常态”。
公务化暴力的实质，是在一个秩序中的权力单向支配。因此，从“秩序—意识形态”的评价系统上讲，它又有“合法”与“非法”之分。除了一种“显在”的公务化暴力之外，更多的公务化暴力隐藏在他们没有逸出制度规定的行为中。表面上看，很多城管的行为已经“犯规”，但在一个具有权力单向支配特征的秩序里，这种公务化暴力不过是将秩序纳入自己的心理结构中，用自己的“人格”表现出这种权力秩序，从而违反了必须将自己的人格隐藏在权力秩序中的“潜规则”。
而另外一些聪明人将自己的公务化暴力保持在一个没有逸出“秩序—意识形态”制度规定的程度上。平民大众在政府部门里受到的冷脸和办事推委的待遇，就是这种“合法”的公务化暴力。
显在”的公务化暴力并不一定就是“非法”的，而隐藏的公务化暴力也不一定“合法”，最关键的是看权力秩序。因此，我们社会的公务化暴力实际上是内植于管理体系中，是整体的权力秩序所具有的单向支配的一个逻辑结果。“显在”的公务化暴力并不仅仅象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些执法人员素质不高，而更多是“隐藏”的公务化暴力的一种升级版本，是权力秩序运作逻辑的“激进表达”。
恰恰是这一点决定了公务化暴力得不到遏制，因为意识形态的教育和制度的规定都没有打破具有单向支配特征的权力秩序。一个人一旦将自身纳入一个要求服从的等级秩序中，以服从为代价认同于一套等级秩序，以等级秩序中的角色取代真实的自我，即容易产生一种把自己过“卖”了的自我憎恨。这种自我憎恨，因妨碍其在秩序中的生存而必须得到否认，凡是能让他想起对自我出卖的人，都逻辑地成为他仇恨的目标。而那些比他弱并且碰巧又成为他的权力支配对象的人，都会成为他借以补偿自己的施虐对象。原因正在于这些人作为秩序所规定的权力支配对象，合法化了城管心理上的施虐冲动。
不是所有人都是天生的施暴者。尽管一个人将自己纳入权力秩序时，其心理结构会受到影响，但很多人还是能够坚持良知的底线。个别人员作为体制外的施暴者，危害了权力秩序，把他们纳入体制内，改变他们的暴力指向，暴力的发泄合法化，看起来就不仅不能威胁秩序，反而使秩序得到维护。公务化暴力只会引发更多的“体制外暴力”，不仅解决不了弱势群体生存之艰和权力部门执法之难的困境，长久下去恐怕还会引发更多更大的对抗和冲突。
1.6 关于官场中的白、黑、灰现象
中国人习惯把正规的东西称为白色或者红色的(如红色政权、白色收入);把非正规的东西称为黑色的(如黑社会、黑帮);把介于红黑之间的成为灰色(如灰色收入)。
从《后汉书。百官志》到《明史。职官志》上看，正式的规定中就没有县令接待过客的任务。而驿传或驿站(相当于现在的邮政局兼招待所)的驿丞(相当于现在的邮政局局长兼招待所所长)是有接待任务的。而接待都有明确的标准和规定。自古以来，“迎来送往”就是惯例，侍侯上官及讨好过客，都是官场必须的应酬，其实质是搜刮百姓之后的利益再分配，是民脂民膏的分肥。官场宦游，谁知道明天谁富谁贵?培植关系本来就是正常的投资，不得罪人更是必要的保险。
过客的权益不仅可以直接表现为他们的要求和勒索，间接地表现为同级或同事的讨好竞争，还可以表现为上级机关的财政提取，表现为兄弟单位的协助申请，表现为部下挨打犯难。在这些一对一的具体关系中，任何一点不合作，任何一点冷淡和逃避，任何一点冒犯，都可能得罪某个权势者，都可能招致记恨和报复;反过来，让人喜出望外的恭敬和供应，则可能带来更好的官运。明朝著名清官海瑞说“县官真做了一个驿丞”。连县官这种恒定的身份，都会依据利害关系网中的真实位置改变含义，我们还能不假思索地接受什么?
明朝著名清官海瑞于1558年在浙江省淳安县当县令，他向老百姓征收的银子只是前任的7%，前任征收的银是他的14倍。这一大笔不义之财，主要部分用于接待过客和孝敬上司了;孝敬上司的那部分，又有一大笔转为上级政府接待过客的费用。虽然这笔多征的一万多两银子违反了中央的规定，虽然有点黑，但不是独吞的脏款，依据“非义之义、非礼之礼”的潜规则标准，这笔银子符合官吏集团内部的“义”得到了合乎潜规则的分配。因此，这笔钱不是“黑钱”，而是“灰钱”;于是搜刮和瓜分这笔灰钱的人也不是“黑帮”，而是“灰帮”。
海瑞的新规矩损害了千百官吏的切身利益，他“日与群小较量”，感觉到“窝蜂难犯”。只要有一两个忍不住咬他一口，就可以叫他大病一场，何况是一窝蜂。最后被迫辞职，再次验征了苏辙阐发的“君子斗不过小人”的历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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