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贪污受贿、违法乱纪最凶的时候，也常常身体被提拔最快的时候。这使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大概负责考察的人脱不了干系。负责考察别人的人，如果没有一身正气，贪图一点小便宜，或者走走过场，使考察流于形式，那是极容易使一些人侥幸提升的。可怕的是，有些人明明知道被考察者有问题，却被人收买，与之串通一气，那真是遗患无穷。监督者也要有人监督，这个思路总是没错的。
贪官王怀忠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人民群众的举报和监督“加以压制和阻挠”，这“手中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他手中为什么会有“压制和阻挠”监督的权力?为什么为人民服务的权力一旦到了某些领导干部手中，不但可以异化成腐败的权力，还可以异化成 “压制和阻挠”人民群众监督的权力?
从个体身上找出的原因很难解决整体问题，只有从制度上和干部体制上找原因，才会对每一位领导干部起到警示作用。王怀忠案暴露出来的不是领导干部拒绝监督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监督机制软弱的问题，不健全的问题，只要想逃避就能逃避，只要想拒绝就能拒绝。这样的监督形同虚设。领导干部个人手上的权力，远远大于监督部门的权力，大于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力，监督在他们身上不起任何作用。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在绝对权力下，任何道德、自觉、人格都会发生异化。那些用党票、人格、脑袋作担保的，已经是明日黄花。在领导干部没有被强制加强“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特别是群众监督”的情况下，“权力的运行”是不能自觉地被“置于严格的监督之下”的，“克服权力的专制化”则更是空谈。所以，监督部门如何真正发挥监督作用，如何对权力进行制约，人工让人民群众的监督不再被“压制和阻挠”，才是防止腐败，“克服权力的专制化”的重要前提。这种只有来自监督的权力对权力的监督才是靠得住的，只有来自制约的权力对权力的制约才是靠得住的。
现在，腐败案件出现一个新的现象，就是腐败案件中的窝案、串案明显增加。实质上的原因是这样的班子“太团结了”，使得班子内部成为监督的真空地带。“一个声音喊到底”，一呼百应是我们各级领导最愿意看到的班子形象。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一、家长制的存在，特别是一把手扮演的“一霸手”角色，谁敢监督。二、班子成员明哲保身，不敢谁也不愿意说。三、这个班子太团结了，一团和气。实际上是一种假团结，或者是“结团伙”，共同腐败。
从理论上说，对监管者的监管本来就是公共权力构建的应有之义，是必然的必然。原因就在于：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最重要的监管者，其自身就是一个利益主体，也有很强的利益动机，由此导致监管者的监管目的首先是满足政府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市场的需要，是局部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是政治业绩而非市场效率。因此，监管者是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诚实可信，公正无欺的;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管监管者的机制，其许多承诺不但不会兑现，而且还很可能被扭曲成渔民之利的借口。
国内的政策是任何事情都可大可小。
在官场上，态度决定一切。态度就是要敢于同流合污。道德又怎么样，重要的是目的。手段无所谓脏不脏，如果目的达不到，手段再干净一有什么用?
高薪就能养廉吗?人的欲望有止境吗?
现在的现实是：不是你去找钱，而是钱在找你;不是你去找女人，而是女人往你怀里钻。能顶住的不是什么优秀分子，只能是菩萨。
在我们的政治实践中，自缚权力、自证权力合法性是一种特别可贵的美德，因为更多公共部门习惯于把自己手中权力的清白和合法性预设为是不证自己明、不可质疑和无须追问的，习惯于监督豁免，习惯于“自我清白假设”。有些部门也喜欢拿一些规章制度来表明自身的权力受到了监督，其实这些规章制度都只是部门内部“老子监督儿子”或者是“自己监督自己”，缺乏制度约束力。
监督的价值在于对权力运作过程实施监控，通过矫正权力来实现个体权利的救济，而不是抽象权利的保护。如果监督检查依旧停留在所谓制度完善的层面，延续“运动式”和“参观式”的做法，其结果就如民间顺口溜所言：监督检查人不断，违法事情照样干;写完报告叙经验，来年监督接着看。监督法真要出彩，应该倾听自下而上的社会需求，应该着力于具体、特定的责任追究。
12.19 关于反腐败问题
反腐败是一门极具理论与实践性、历史与现实性、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综合专业，需要厚积才能薄发;反腐败是一场没有硝烟的高科技立体战争，既需要战术的实际操作者，也需要战役的指挥员，更需要战略的研究人员和决策者。
体制的不科学，权力结构的不合理，不但增加了反腐败的成本，而且弱化了监督的效力;而监督的弱化，又突出地表现在监督不到位和监督不力上。
监督不到位，主要表现于绝少事前监督——能让参与决策已实属不易，事前监督必令人生厌;很少事中监督——体制已经决定其是决策，事中监督力不从心; 大多为事后监督——直到权力运行的结果出了严重问题，在群众的强烈反映下，在上级党委和纪委的认真干预下，才有可能进行事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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