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国内的经验表明，严重腐败的成因总是制度性的，所以作出“一查到底”的政治承诺、制定不能有效执行的纸面规章，是远远不够的，是不足以与腐败势力抗衡的。反腐败不可能独立于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独立于对党政机构和党政权力的实质性改造。离开这条途径，反腐败的成功自然遥遥无期。将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之于发现和惩治腐败，不如痛下决心，去挖掉腐败的制度基础，这就需要对党政权力的整体构架、对权力的横向和纵向分配形式进行新的定位，使得腐败分子丧失腐败机会;尽量多地剥夺党政官员介入具体经济活动的权力，尽可能多的剥夺公商、税务、土地、质检、城管和公检法等部门的“自由裁量权”，尽可能多的将大权、实权置于阳光之下行使，尽可能多的启用民主政治的手段;同时，尽可能少地将关键性的公共权力集中于某人、某碰头会、某高级部门之身，尽可能少的干预企业、个人和市场的经济自由，，尽可能少的以对民众保密的方式选择任用干部。
在美国，政体被一种深刻的政治文化习惯无形地支撑着，那就是，人们从根本上不信任政府和官员;基于这种不信任而产生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处处对政府的行为设防，处处对政府及其官员保持警惕与怀疑，这样形成一种特别有监督能力的社会报警机制。其结果反而使政府官员在这种无处不在的社会压力面前不得不行为收敛，更加清廉。
从政治方面说，这是先进的政治，靠制度而不是靠人，是法治而不是人治。同时它又是一种文化，它成了大家的习惯，这种无形的习惯是逐渐养成的。这就是政治文化.
中国当前的权力腐败、权钱勾结既普遍，又顽固。很多人认为治理腐败的出路在政治体制改革，即建立民主监督的政治机制。其实，有一条有效竭制腐败的经济路径，即经济的发达程度及市场化水平，包括私有化进程。
中国之所以出现大面积、高频率的权钱交易，既有“市场经济条件下快速工业化必然伴生大量权钱交易”这一普遍规律的作用，也有中国经济存在大量国有成分，正在经历“渐进私有化”过程这一特殊原因。两大原因叠加，中国的权力腐败才表现突出、难以根治。在上述两大原因中，后一原因即国有经济及其私有化过程的作用更加突出。由于中国采取渐进改革方略，私有化项目不是全面推出，集中竟价，而是“条件成熟一批解决一批”，这就给管理国有资产的“内部人”及相关权力方创造了从容寻租的机会。由于信息高度不对称，“内部人”拥有巨大优势，既可以据此与企业外部交换利益，又可以左右私有化的进程和结果，并从中牟利。由于“内部人”必须同时收买相关权力，掌握相关权力的部门和个人也因此获得介入寻租的机会。
“内部人”还对公众拥有这种优势：其他经营者或投资者只需要买通“内部人”及相关权力，就能以极低价格交换国有资源或将国有资产“私有化”。因此，权钱交易实质是代理人与买主联手，利用信息不对称之便利，共同欺骗所有者，侵害其权益的游戏。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孕育出的潜规则，也是当前中国权力腐败的主要形式。腐败之泛滥，于斯为甚。
如果中国经济的私有化转型不是采取渐进的方式，而是采取全面集中推出，在全社会的关注下进行，是否就能避免腐败的发生?从理论上有此可能，但实际上很难做到。更大的可能不是避免了腐败的发生，而是使大量的权钱交易在短时间内集中爆发。为什么全面私有化也无法避免腐败的产生?因为信息不对称仍然存在，仍然要被“内部人”及相关权力利用。即使没有投资方的介入，“内部人”及相关权力也有办法无偿地将国有资产化为己有。因此，在国有经济占据相当比重的条件下，权钱交易只能抑制，难以根除。由于私有化改革在中国越来越快，权钱交易也随着越来越厉害，这是中国腐败在现阶段难以割除的关键。但是，另外一方面，只要私有化过程基本完成，权钱交易也就失去了最肥沃的土壤，对腐败的治理将易于奏效，甚至可以说腐败将被逐渐竭制是一种必然。
权钱交易的猖獗是权钱双方互动的结果：如果权力一方不愿意，交易就无法操作;如果资本一方不愿意，权力一方强行为之，那就不是交易而是敲诈勒索。权钱交易的蜜月期将随着私有化过程的终结而终结，因为一是随着国有企业这一信息黑洞的消失，信息不对称条件将不复存在，权钱交易再难利用信息屏障;二是市场竞争机制与权钱交易的不相容。
所谓权钱交易，是权力一方利用公共资源赋予资本一方某种不公平的“超经济利益”，以此换取权力租金。在市场竞争机制中，当信息不对称的屏障不复存在，权力一方以不公平方式赋予资本一方“超经济利益”时，就伤害了其他竞争者的正当利益，得罪了其他多个资本。这种现象的普遍化，将严重伤害“精英联盟”这一政权基础，导致官商这两个当代最强大阶层的直接对立。此时，资本从自我利益出发，为维护其共同利益，将由腐败的同盟军摇身一变成为反腐败的最强大生力军。他们首先会要求政府廉洁自律，继而会希望自己无须依赖政府的自律就可以拥有自我保护能力，于是会支持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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