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一味地怪人们喜欢找关系，倒是应当追本朔源找一找社会体制中的那些漏洞和缺失，因为有漏洞和缺失的存在，芸芸众生才开始找关系。
“关系网式就业与权力出租”
人们为何一直讳言人际关系网络对于求职的影响呢?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动用一切可以尝试的办法求职本身都无可指责。如果视“人际关系网”为一种市场资源的话，依托这一资源寻找就业机会也是市场资源配置的形式之一。从好的方面来理解，诚如有关人士分析的，通常认为人脉关系的形成往往依托于家庭关系背景，其实它的另外一部分可能要来源于大学生自己在学习和工作过程中有意识地培养。因此，积极合理地拓展自己的社会关系，不断累积自己的社会资本也是个人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人际关系网的另一面寓意着必须首先“拉关系”、“建关系”，其过程是否隐含着金钱关系与权钱交易呢?关系与权力往往不分家，“关系网式就业”是不是意味着“权力式就业”?
“父母的社会地位越高，拥有的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其子女求学和就业服务的能力越强。”北大教育经济研究所副教授文东茅认为，家长们甚至可以“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行政管理人员子女的工作落实率要比农民子女高出约14个百分点。”让数据说话，数据的背后隐藏着权力式就业的真像。而那些自身不具备权力就业优势者，也不得不“找关系”，他们惟一可用的只能是“用钱砸”，无疑增加了就业成本，权力出租者却从中牟取好处。
“关系网”式就业敲响权力出租的警钟。权力式就业是公平就业的天敌，蚕食着公平竞争的市场就业体系。越是在就业压力不断增加的时候，越是要维护公平竞争的就业市场秩序，越是要阻止权力出租破坏公平竞争的就业环境。
在中国，干什么事情都要“找找人”。一个人还在娘的肚子里就要“找找人”，看看是男是女;分娩、上学、工作、调动、生病住院、提拔。。。。。。没有不找人就能够顺利办成的事情。不论你官衔高低，能耐大小，恐怕都有过找人同时又有过被人找的经历。不同的是，做官的被别人找的时候多，当百姓的一般多求别人而已。
从表面看，“找找人”好象是人际关系融合的表现，实际上是在为腐败铺垫基础。同样一件事情，为什么不找人就办不成?或者办得不如意?为什么找这个人办不成，找那个人就能办好?这人是白找的吗?要不要“意思意思”?什么时候不再找人也能把事情办好，或者“找找人”与“不找找人”的结局是一样的，那就好了。
在中国，人们办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要问一句话：你有人吗?有关系吗?这个“人”不是普通的人，而是手中掌握着国家权力的人;这个“关系”也不是普通的社会关系，而是与国家权力攀上“关系”。这就是古话说的“朝中有人好做官”。掌握国家权力的人本来是“猫”，其职责是“抓老鼠”，但是如果老鼠用“鱼”把猫摆平了，实现了猫鼠“联姻”，猫对老鼠自然就“睁只眼闭只眼”;如果老鼠摆平了“大猫”，那么“小猫”甚至会怕老鼠。这种“猫鼠联姻”到“猫鼠一身”就是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官商勾结”和“官商一体”。
一遇到麻烦，不去找法律，先翻翻电话号码本，看能找到谁。这典型地刻画出了熟人社会的处世原则。所谓熟人社会，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其特点是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张张关系网。民间“熟人好办事”的说法，正是对熟人社会的一种朴素表达。费孝通先生认为，只有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变迁，在越来越大的社会空间里，人们成为陌生人，由此法律才有产生的必要。因为只有当一个社会成为陌生人社会的时候，社会的发展才能依赖于契约和制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才能通过制度和规则，建立起彼此的关系与信任。契约、制度和规则的逐步发育，法律就自然地成长起来。
熟人社会之所以大行其道，与公权私用有密切联系。只要公共权力被用来解决私人利益问题，人们就会尽其所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关系，建立起随时可以利用的熟人网络，于是，熟人社会就成为人们追求私人利益的必然产物。熟人社会之所以大行其道，也与公民权利意识的普遍缺失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一个公民有强烈的权利意识，他就会通过法律途径去抗争、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反之，公民权利意识淡薄，才导致一些人遇到麻烦，“不找法律，先翻翻电话号码本，看能找到谁。”，将保护合法权益的途径仅仅寄托在熟人关系上。
要真正构筑一个健康的现代社会，就必须让熟人社会寿终正寝。这就需要加强对公共轻巧了的制约和监督，建立和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使公共权力不能也不敢用于处理私人事务和牟取私利，从而在源头上割断熟人社会与公共权力的联系，使熟人社会回归于民间，同时也使公共权力真正用之于处理公共事务。其次，要建立和完善公民权利保障机制，切实保障全体公民的合法权利，就会从根本上动摇熟人社会的根基。最重要的是，促进公民社会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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