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局正式开始，气氛活跃，敬酒与碰杯之声不绝于耳。饭桌上形成几大阵营，每个阵营都有各自的目标和对手，阵营中的每个人心里也有一个计划：该敬谁，该谈些什么，该说些什么话，不能说什么话，该给谁作个人情等等。
传统的中国是一个关系社会。摆脱不了这一现状的中国人，只要办事，先想到有没有关系。几乎可以说只要需要求人，便都可以饭局开场。单位的饭局，同事之间，是为了互相照顾;上级请下级，是为了维持稳定，鼓舞士气，收买人心;下级请上级，是为了升迁、涨工资、部门调动，甚至单纯为了说错一句话而道歉。名目繁多，数不胜数。
政府间的饭局其实并不多，更多的是下级请上级，或者政府官员吃别人。企业间拉关系的饭局很多，也吃得奢侈，高档饭局基本上都是公关性质的。一般的公司也都将招待费作为普遍的正常开支。
中国的饭局名目很多，有商务的、联谊的、死人的、生孩子的，每个饭局都有其功能，并且各地之间差异很大。上海的请客吃饭，朋友聚会公司联谊的比较多，不象北京，凡是在大饭馆吃饭的，都是有背后交易的;而在广州，因为比较崇尚个人努力，办事的饭局就比较少。
组织一个饭局，必定先要想好邀请的人选，被邀请者也都很关心你还邀请了谁，估计自己在邀请者心中的地位。其中有没有和自己有过节的、有没有和自己很投缘的，以决定去或者不去。
饭局在中国人的交往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为中国的公、私观念不象西方人那样清楚。西方人如果在办事过程中相互欣赏，也会吃饭，但对于他们吃饭只是办事的成果。而在中国，吃饭却是办事的工具。
将饭局作为商品时，因为处于较低层的请客者因购买力的局限，往往会采取低成本社会交，所以他们的社交饭局档次也较低;处于较高层次的被请者因为经常参加各类饭局，因而更加关心饭局特色，而非档次。
饭局作为一种工具，必然有一些一般工具所具有的共性和使用规则，并且不同的饭局，规则也是不尽相同的。比如老同学之间的聚会，一般男人是不能带着现任女朋友去赴会的;同行业之间的饭局上是不能谈论自己单位或者询问别人单位的内部机密的;企业之间谈判的饭局上是不能带着自己的家人或者朋友去赴宴的。
决定饭局档次的不是请客者的阶层，而是所要托付之事的轻重。越重要的事情，饭局的档次也就越高。而非功利性的朋友聚会，反而会选择小饭馆，更加随意。
关于饭局最经典的一句话是：恋爱是无数个饭局，结婚只是一个饭局。
谁在制造官场应酬
应酬得当，各方面关系融洽，联系渠道畅通;应酬失当，则关系僵，渠道塞，脸难看，事难办，之后再作补救，花的成本可能会更大
“酒精”考验基层干部
而今，无论是官场上，还是商业往来，谈判或拉关系的最佳场所，通常都在餐桌上。好像不搞吃喝，交际就无法正常进行下去。
吃喝文化本质并没有问题，而一旦被官场引进并滥用，往往会变成一把双刃剑，杀人不见血。事实上，官场吃喝不仅是交际的重要手段，偶尔也会上升为一种“革命工作”。在有些单位，喝酒受伤甚至命亡是有补偿的。如媒体报道的某地局长喝酒猝死而被追认为“烈士”事件，大体就是“因公殉职”的充分体现，它仿佛在告诉人们，“喝得伟大，死也光荣”。前不久发生在安徽六安的“物价局检查学校乱收费，检查组长喝酒不积极被砸伤”，以及“湖南一小学老师陪前来检查工作的领导喝酒后死亡”等诸如此类的事件屡见报端、不胜枚举。
不少基层干部反映，越来越多的应酬、不必要的接待，好似一座“大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过多的应酬接待已严重影响了基层干部作风。尤其是过度饮酒，使一些基层干部苦不堪言。
据报道,内蒙古一些乡镇干部为了接待应酬，一年要喝100公斤的“工作酒”。这种情况，在乡镇十分普遍。一位乡干部向记者吐露“心声”：这基层干部太难当了。来人免不了要喝酒，酒桌上还有许多寒暄的客套话。有些领导爱喝酒，你不陪到位，他不高兴;有些领导不会喝酒，但为了表达感情，我们也得敬几杯，但喝多了他也不高兴。“在酒桌上我们也挺为难的!其实我们实在是不想喝酒，但又不敢不应酬。”
难道乡镇来人非领导陪坐不可?难道陪坐一定要喝酒吗?一些乡镇干部向记者倒出了“难言之隐”：
乡、镇是我国最基层一级政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该有的行政职能部门都有。凡从上面来的人，都是能“管”得着或“卡”得住乡镇的“领导”。因此，“来的都是客，敬的都是神”。无事不登三宝殿。一般而言，只要来人首先就要找乡镇“一把手”，如果书记、乡(镇)长不出面，人家肯定就不高兴，认为对他们的工作不重视。工作完就要吃饭，吃饭就要上酒，“有酒没菜，不算慢待”，要是不上酒，就会被认为没有受到礼遇。
如今，“宴请”已经成为官场和职场风气，特别是接待上级派员，“宴请”已经成了必须履行的程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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