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在机关工作，光靠个人奋斗往往行不通。机关看似风平浪静，其实它联系到社会各个方面。在文学上，讲功夫在诗外，在机关，功夫也往往在机关之外。机关看似独立，其实它正处于社会关系网的核心。一个单位要提拔一个干部，决策者说不定会接到上百个电话和条子。一个人因为一个电话或者条子被提拔，这并不是天方夜谈。在机关，提拔干部总是要暴冷门，大家异口同声认为应该提拔的，常常提拔不了;大家想不到的人，人家会突然杀出，令人刮目相看。所以在机关，如果你除了自己有双手外，没有其他任何可以依靠的，那么就要现实一点。所以，面对不平，最好的方法就是装糊涂，千万别装明白。你要知道，沉默是金，言多必失。除非你不想在机关干了，如果你还想在机关干，最为聪明的做法就是闭嘴。
至于有的机关把职位明码实价地出售，实行市场化，这个机关就肮脏不堪了。要当这样的官，有两条就行：第一条，就是不知廉耻，一切尊严、人格、良心都不要;第二条，要有钱，大概少了还不行。因为现在官这东西处于卖方市场，热带卖官的不愁官卖不出去，所以其中的规则应该是谁给的钱多就卖给谁。如果你认为你的人格很重要，钱又不多，那么人家买官你就不必眼红。
你想举报领导以权谋私，一般成功率是很低的，这是公开的秘密，必须三思而后行。比尔。盖兹有一句名言：“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你要坦然面对它”。
人和人之间是需要一种东西来润滑的，否则就只有互相摩擦、互相伤害。清高傲慢是机关干部之大忌，不尊重领导更是要不得的。
你和领导不感冒的人来往，领导对你也不会感冒。
当领导的就是使用干部，你要有胆量使用有争议的干部、要有胆量使用有错误的干部。从理论上说，衡量干部的标准是德才兼备，可这些概念靠什么来掌握?靠的是领导的感觉。而领导对下级感觉，最重要的是能不能驾驭，能驾驭的就是好干部。
人这一生，无非是名利二字，名与利比名更重要;利留不下来，名能留下。其实，经商也能留下名，最关键的是找对自己的位置，不是经商的材料，就不要经商，不适合从政的人勉强从政，不光留不下名，反而倒可能把名给毁了。
野心也是一种动力，没有野心不能干大事，没有野心也干不了大事;野心可以把人变得更狡猾，说假话、做假事，报喜不报忧，哪一样不是被野心教唆出来的?在这个世界上，在野心勃勃的人之间，利益才是根本的纽带。
人们向来都说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可是在官场，命运却掌握在领导手上。
机遇象个小偷，到来时无声无息，走时你却损失惨重。
仕途就象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但是每一个树枝却各不相同，有的粗壮，有的细小，有的笔直，有的弯曲。仕途一时荣誉啊。
一个没有口才的领导干部可能会因此失去“威信”，不能让人“敬畏”，甚至会让人看成不是当官的材料，这已经成为官场共识。观察很多领导讲话，不论是即兴发挥还是照本宣科，都是滔滔不绝，每次都有一种意犹未尽的味道。讲话成了许多领导干部的主要工作，许多领导都泡在讲话这个情结上了，讲话成为一种“官场风俗”。为了讲话，没必要开的会也要开，小会要开成大会，中层会要开成全体会。无非是为了增加听众，为他的讲话捧场，为他的口才捧场。这种开会风，讲话风也就是许多官员的工作作风，他们就是以讲话来体现工作，体现为官的“政治生命”，他们中的许多人，迷恋这个开会讲话情结，以此体现个人的政治舞台和官场活动基础。以口才体现官才，这不是一种务实的工作作风。
第十六章 官与法律
法律的本质是正义的守护神、公民的保护者。在中国，法律却一向被认为是“一个阶级压迫另外一个阶级的工具”，这种阶级斗争的工具论，扭曲了数代人的法律价值观，直接影响了法律人士共同的法律实践。
从缺乏正义观念和公民观念的法律意识，再到无限膨胀的司法权力，中国的司法人员享有其他国家的司法结构没有的执法权力。不仅如此，在中国独特的政治背景下，中国的司法结构往往受制于党政部门，缺乏真正的独立精神，一旦有政治需要，在党政结构的压力下，极易将法律操作得变形走样。
华盛顿说过：“知识是公共幸福的最可靠的基石。”那么，作为“知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律应该是其“第一块基石”。
英国哲学家萧伯纳将法律比作“蜘蛛网”，“小虫给粘住，大虫却冲过去了。”这正是法律的不公正的最明显特征。
在社会事务中，法律永远是被动的、保守的，它规范着人们行为的法律底线，而不是抑制大家的创新热情，即“法无允许皆不行”。
法律的优点在于它的稳定性和明确性，它的优点也恰恰是它的缺点，它不能朝令夕改。在“法律至上”原则的约束下，法官也不能随机应变。所以 法律所追求的只是普遍性的正义，一旦遇到特殊的个别的案件，法律的正义就可能大打折扣。法律的特性就是持平如一，不因人而异、因事而异，这才是法治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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