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选是政治民主的第二阶段。当在基层全民选举时，一些人为了能获得政治权力，就会用钱去买选票。这同样令人深恶痛绝，但是相比第一个阶段的权力腐败，这又是一个进步。因为，从民贿官到官贿民，权力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发生了转移。对于老百姓来说，卖选票的一点收入，总比以前不仅没有权力，而且还得花钱从官员手中买权力要好。
当民众不再愿意出卖选票，政治民主就进化到了第三个阶段：议题阶段。在议题阶段，政治人物只能通过媒体炒作民众关心的议题来赢得多数选票。此时民众未必具有成熟的判断力，在狂人或者毫无诚信的人可能会登上权力的舞台。而当民众从政治人物的媒体操纵中得到教训，提高了判断力，政治民主就进化到了成熟阶段，即决策性承诺阶段。
以冷酷的目光看，政治从集权演化到民主，必然要经历权力腐败、贿选买票、议题操纵和承诺民主四个阶段，然而，处于进化中的执政党应当清楚，虽然这个过程必然发生，但是并不等于过度发生，无论是那个阶段过度，必然导致毁灭性的博弈。
孟德斯鸠说过，滥用权力是权力界的普遍逻辑，权力运用者还有一种跨越公共界限去实现权力意志的内在冲动。在对权力还缺乏有效制约的时候，权力运作者每增加一项权力，实际上就是给执法者增加了一份谋私的可能，就给公众增加了一份被侵害的危险。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宪政”是阳光普照的必要保障。
毛泽东说：“宪政是什么?就是民主的政治。”宪法时代必须约束政府，政府不是无所不能的，没有对它的约束就没有宪政的基础，要把权力从公共权利的坚硬的壳里解放出来，政府只能充当市场的守夜人。这是民主最起码的前提和条件。
民主政治的核心是公民可以平等切实参与国家管理。民主政治首先应该是廉洁的政治。行政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管理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压倒一切，行政没有相对独立性，更谈不上科学体系，完全沦为政治的附属品。
行政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损失往往外比一个具体的行政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大得多。尽管教训很多，但行政决策在某些部门长期存在的主观性、随意性等弊端，并没有因此而彻底改变。
法治与法制是不一样的，法制是国家建立一套法律制度进行统治管理，而“法治”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约束权力本身，宪政的实质就是限制国家权力，法治的提出暗含了宪政精神，开启了通往宪政的第一道门。
在中国，正确的少数常常成为社会的公敌，尤其是在思想禁锢的时代、专制横行的地方。人们知道，民主的要义是少数服从多数，但在专制和假民主的社会，多数的意见也就是统治者的意见，并非他们内心的意愿。
正常的社会，不应当让少数清醒者受难或受压。不让他们受难或受压的途径，就是给他们公开发表意见的机会。一个正常的社会，不会让有独立见解的人觉得无地自容，不会让他们为自己的见解而丢掉工作、失去尊严、甚至丢掉性命。只要给大家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不以势压人，悲剧就不会发生。
有些思想不被人们所接受，并不是人们认识水平低，而是统治者出于偏见或者需要，一开始就将其置于不利的地位。
专制这种病菌特怪，专门诱发人性的丑恶。这种病菌实在令人恐惧，人们为了自保，便互相出卖。在对专制的恐惧中，人们为了自身的生存，还常常要与自己的亲人划清界限。
专制使人心变得冷酷，使亲情友情变质;而且都有一种堂皇的理由，借着所谓的大义、大局来为人性的泯灭开脱。
专制的国家往往总是一个人把权力握在手中，不管多么衰老，多么力不从心，也不肯撒手。人终会衰老，终会力不从心;一个衰老的人，一个力不从心的人统治国家，给老百姓和国家带来的会是什么?年老的人掌权，由于有威望、有经验，有利于国家稳定，这固然是国家百姓之福;但年老的人掌权常常只想稳定，或只想统治的稳定，而不顾及国家的发展，这就不能说是国家百姓之福。
在专制的国度，权力就是荣耀、权力就是幸福，就是一切。
自由、民主、平等是高尚的人权理想，但真正要得到实施必须依托于法律保障。如何依托于法律保障?有人主张“眼睛朝上”，推崇“精英政治”班子。他们认为技术专家、经济学家从政，意味着“速度与效率优先”;法学家从政，意味着依法行政。但是，毕竟他们还是单个的个体，一旦从政，必然受到政治体制和上下左右的制约和影响，加之政治体制改革明显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速度，个人的作为能在网状的官场发挥多大的作用?
既然“以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那么加强和完善民主与法治建设就是前提。而执法者也是“人”，如何保证他们行使“法治”而不是“人治”，绝对不是一个“法学家从政”就能解决的问题。因为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只有加强民主与监督，切实制约权力，才是上策。那么，“还权于民”十分重要，只有人民群众真正拥有了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和选举权时，人民才真正地当了国家的主人!当人民手中拿着官员的乌纱帽，当人大代表真正代表人民(不是官员代表)，当新闻舆论监督有法可依并真正成为人民的喉舌，当公开、公平、公正不再是一种理念而是人民的切身感受时，政治文明的凯歌才能在中国大地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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