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承认社会冲突现实存在的同时，也要避免对社会冲突的泛政治化理解。应该冷静看待社会冲突，不要动辄将它等同于反政府、反社会，要尽量避免使用国家强力机关来解决社会冲突——尽管以强力对付社会冲突可以收到一时之效，但从长远来看，对于需要和平发展的中国并非福音。要真正解决问题，就不能着眼于瓦解民间每一次具体的维权行动，更不应该将是否存在社会冲突作为考核官员的政治指标，而应该立足长远和大局，在依法解决具体问题的同时，着眼于建立有效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
从法理上讲，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都规定公民有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只是到了1982年的宪法才不再有罢工自由的字样。虽然宪法里没有明确罢工自由，但是法律上从来没有禁止罢工的规定。由于缺乏明确细致的法律规定，什么样的罢工行为应该受到法律保护，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享有刑事免责和民事免责，或者说国家在保障职工或者工会罢工问题上承担什么样的具体义务等等都没有法律依据。罢工权合法化是将罢工纳入法治轨道的前提。合法的罢工也就可以有合法的组织者。这对于一个不得不面临越来越多、甚至可能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冲突的国家来说，至关重要。
由于组织者的合法存在，罢工参与者就不会再是一群乌合之众，更易于理性地沟通、对话和协商。否则，谁也不敢成为“出头鸟”，一旦发生规模较大的罢工时，面对数以千计甚至万计的情绪激动的人们，政府就难以找到沟通、对话和协商的渠道，过激行为难以被有效约束，就完全可能发展成为暴力流血悲剧。因此，学会妥协、习惯妥协、学会谈判、习惯谈判，培育政治和解、社会宽容、尊重法律权威的文化与传统，是大陆朝野在转型中不能不上的一课。
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是，实现稳定恐怕不能只是一味地强调稳定，更需要的是政府具备应对冲突的智慧和能力。如果能够成熟有效地处理社会冲突，社会冲突未必不能成为代价最小的矛盾宣泄口和“减压阀”，反而有利于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中国的社会冲突经历了由知识精英主导的进取性争权，到由工农为主体的反应性维权抗争活动的转变。前者的特点是在民主和法治的旗帜下重构社会价值和政治体制;后者以在法定框架内争取和维护基本权益为特征。
这个新的统治格局有以下特征：
一是代表权力主体的政治精英、代表资本主体的经济精英和代表文化主体的知识精英，在共同“合法”地享受着社会主要经济成果的同时，初步形成了相互间身份转换的机制。在领导干部“知识化”的要求下，许多知识精英已经成为权力精英;权力精英又可以通过下海经商或者官商兼顾等方式成为经济精英。这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他们对权力的认同，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形成了具有相对稳定边界的社会统治集团，实现了所谓的“精英联盟”。
二是广大工人和农民因为贫穷被排斥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之外，边缘化程度不断加强，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特别是被大部分知识精英遗弃的工农处于无意识和无组织状况，其生存条件和正当利益得不到正常表达，出现了工农的“失语症”并表现为群体无组织的“散沙状”。
三是这种二元化社会的排斥性具有钢性稳定。处于强势的社会核心组织边界封闭功能强大，而处于弱势的边缘群体则不具有整体向核心集团融入的能力。经济的发展只会为强势的核心组织提供更多的社会资源来加强其边界的排斥能力。一旦这种排斥体制的边界形成，工农的社会地位会进一步边缘化，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工农一般不直接冲击社会核心理念，而是从传统的政治话语和法律框架内寻找维权的依据。农民权益受损的表面原因在基层政府，中央将农村基层党政作为改革对象;导致工人权益受损的决策则来自中央，地方政府比较超脱，而且国家往往站在资本方面，这为地方政府的行为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将进入社会冲突的多发期，社会弱势群体的工农大众与掌握了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的社会强势集团的博弈仍然是主要内容。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处于弱势地位的工农及下层知识分子有可能实现联合，对抗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精英联盟。
工人维权抗争是目前中国社会冲突的主要内容和形式之一。这些抗争在事实上构成了一种社会压力，迫使执政者从政治高度来认识工人这一社会群体真实的处境，并修正其相关政策。工人维权抗争还部分地改变了基层政府的施政行为，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权力腐败者的疯狂掠夺和资本集团的残酷压榨。特别重要的是，工人维权抗争也在改造工农自身，他们从中获得政治经验，并使自己的群体意识与之相联系的利益诉求获得提升。
但是，现阶段工人的“以理维权”又具有一定的政治风险。这主要是因为工人在维权抗争中对“政治伦理”的依赖，会强化其对“革命传统”的记忆，激起部分人对“暴力政治”的向往。这实际上是革命时代留下的政治遗产，也就是共产党在进行革命时所作出的政治承诺现在变成了工人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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