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道破天机_净素道人【完结】(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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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本位的社会本质上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而“商本位”的社会本质上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官员在与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几种不良行为:

  一是变相寻租;二是滥用红头文件;三是索要物品或产品;四是安排人员。

  重农轻商,是各个王朝奉行的国策。抑商却不等于消灭商业,尽管官府鄙视商业和商人,对商人手中的钱却一点不鄙视。不少工商业者在官府的盘剥之下倒闭、破产,但是官府的商业、官僚支持的商业却很兴旺。官网恢恢,自有向官靠拢、以官为奥援的商人。胡雪岩就是典型。

  官商结合,权力与金钱结合,产生的合力将比简单的一加一强大得多。官商结合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得到权力官员们认可的企业家,在今后的商战中就已经取得了制高点和优势。这是一笔难以估量的创造辉煌必不可少的无形资产。

  在任何国家,政治都不允许非法经济上台面。政治体制不作重大变革,必定会制约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也必定会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更高的要求。

  凡是渗透进了政治权力核心的企业集团,如果不发生政局变化,其地位已经牢不可破,其发展前途无可限量,这是几乎所有国家都证明了的一条规律。

  限制政府的权力就是捍卫人民的自由。有产者不希望政治权力侵害自己,保护私有财产不被政治权力侵夺,并将其提升到宪法的高度。

  中国封建官吏的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是始终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封建官吏,打一开始就集官僚、大地主、高利贷者及商人于一身。这种“四位一体”的典型人物,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那就是赫赫有名的孟尝君。

  虽然重农轻商是历代共同推行的政策,但实际上历代政府反对的并不是商业本身,而是反对民间经商,起码是反对商业的“主渠道”掌握在民间手中。这里面有争夺商业利益的经济因素,也有便于专制统治的政治原因。

  所以,政府介入商业活动在中国很早就开始了,到汉朝则全面对盐、铁、酒、布等人民生活必需品实行管制,并从管制流通过程发展到管制生产过程,形成官卖、官营、官贷等官商合一的“国家经济”。然而国家是一抽象物,具体操作必得由各级官吏之手,于是经商成为国务或者国家公务的重要事项之一。

  中国封建社会里始终存在着两个层面的官商合一:一个是个人意义上的,一个是国家意义上的。这两个层面势必要融汇成一片,因为人世间还不存在着一种力量足以阻止这个融汇过程。一般的仕宦,“达则兼济天下”时,对各种形态的官业“负有责任”;“穷则独善其身”时,又“先天性”地注定是公共产业的经管者。

  官商合一的现象借商品经济之东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官吏自古以来从未如此地与经济打成一片,直到出现了“官僚资本”这个怪物。

  官僚资本主要是利用政治权力制造出来的,既如此,这种资本的拥有者就怎么也掩盖不住其贪污不法的伎俩;上行下效,也就无理由去阻止下属的贪污不法。

  在专制制度下,任何形式的国家垄断,可能有利于国家于一时,而对百姓的损害则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是国家垄断,没有竞争对象,商品不愁没有销路,其质量与价格难以保证;国家垄断其实是官僚垄断,大大小小的官僚成为经营者,他们将国有资产视为己有,偷工减料,抬高物价,对消费者巧取豪夺;由于是国家垄断,其生产与销售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官僚主义,或强行摊派,或无货可供,更谈不上什么售后服务。当代中国人经受过的官商的种种弊端,古代早已经出现了。

  什么是商机?决定商机的是人际关系。商人的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同政府官员的关系。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是个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一半靠市场,一半靠权力。由权力和市场共同配置资源,权力利用市场,市场膨胀了权力。

  商人商人,就是商量着做人。生意只要大家商量着做,自然会有钱赚。

  在办公室里谈高尔夫,在球场上谈生意。

  在中国,没有来自政界的支持,想在商界有多大作为是不可能的。聪明的商人早就看到了这一点,都是在官和商的结合上肯下工夫钻研的。

  资源紧缺的时候,权力投入比资金投入更重要。这块资源给谁不给谁,权力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权力投入可以一次付讫,给予贿赂;也可以折算成“干股”,参与利润分配。

  在中国,人们办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要问一句话:你有人吗?有关系吗?这个“人”不是普通的人,而是手中掌握着国家权力的人;这个“关系”也不是普通的社会关系,而是与国家权力攀上“关系”。这就是古话说的“朝中有人好做官”。掌握国家权力的人本来是“猫”,其职责是“抓老鼠”,但是如果老鼠用“鱼”把猫摆平了,实现了猫鼠“联姻”,猫对老鼠自然就“睁只眼闭只眼”;如果老鼠摆平了“大猫”,那么“小猫”甚至会怕老鼠。这种“猫鼠联姻”到“猫鼠一身”就是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官商勾结”和“官商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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