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担心的是,在尚未形成对权力制约和监督之时,高利益化的权力寻租场里,商业贿赂的各种“收买”依然会暗流不断。治理商业贿赂,不仅要让更多的人认识这“收买”之害,更要有刚性的制度来遏制“收买”之恶。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隐形“利益圈”的商业贿赂。
一个独立于社会其他群体的隐形“利益圈”,只要这个“利益圈”不出现人为的缺口,作为“圈”中人的腐败行为就不为人知。这也许是许多收受商业贿赂的人能够多年“保平安”的关键所在。
“利益圈”已经存在多年,这个“利益圈”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能从垄断经营中获得利益。只要“圈”内人不说,“圈”外人永远看不清,“圈”中人的所作所为,正是利益关联,使得罪行得以“隐形”。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商业贿赂案件当事人都处于一个隐形的“利益圈”中,而外部的人又很难看清“圈”内的事情,因此许多商业贿赂当事人都能够“安全”多年。这类“利益圈”的存在,对反商业贿赂斗争是严峻的考验。
一件件“隐形”在各个领域、行业、部门的商业贿赂犯罪提醒监管部门,只有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用“阳光”驱逐“暗箱”,主动发现各式“利益圈”的存在,并调整、重组其利益格局,才能在一些固有“利益圈”上打开缺口,让“隐形”在其中的利益主体逐一现身,使商业贿赂无处遁形。
在各种各样、或大或小的权力与五花八门、或多或少的钱物之间,有一只魔手清晰地画下了一道等号。这只魔手,有人认为是商品经济的大发展,有人认为是封建腐败力量的残余,有人认为是人们精神世界中未消除的劣根性。这就是贿赂机制。
由于市场与行政的双向渗透,逐渐使市场与行政作用在某些场合让位于贿赂机制。没有贿赂,诸多微观经济运行就难以启动和运转。不仅地位特权转化为商品货币,而且职业特权也大量成为贿赂交易的对象,经济机制转换阻滞下的僵持,为贿赂机制的生存和运行提供了良好的作用环境。贿赂机制作为一种无组织力量,既侵蚀了经济生活,也毒化了政治生活和社会风气,是深化改革的障碍因素之一。
经济生活中价格不僵死,本来是一条我们可以在改革中引入的规律。供求矛盾也可以多多少少地改变商品本身的价格。但在中国,却渗入了另一种力量的干预。这就是行政的权力。
经过几十年的集权经济体制,中国的各级行政权力已经牢牢地掌握了对经济生活的支配。这使得权力在最初和理论上虽然是无价的,但它在掌握经济的过程中却创造了空前的价值。这实际上是一种分配上的畸轻畸重的结果。
权柄既然如此之重,那么花一点钱作为感情投资、“面子”的本钱又有谁能认为是没有必要的呢?如此之重的权柄,在一部分掌权人的精神境界尚未达到“保险箱”的高度,而社会监督机制尚不能开展有效的限制和约束的条件下,常常成为某些人滋生贪欲的温床。与权权交换相比,权与钱的交换就更显出了鄙琐、无靠、低挡次的特征。可是在现实中,不正是无权无势者要以钱作为武器打开一扇扇锁着的大门吗?
权力在谁的手上?这在每一个工厂都引起关注、猜测、调查和分析。接着而来的是下功夫。相当多的功夫是往政府各相关部门的人士身上使。当然不仅仅是那些中层的实力派官员,只要有可能,还要争取在高层领导人当中提高知名度。
一方面,各种超经济特权侵入市场,行政权力商品化、货币化——无论你是有意为之或是无意间导致如此的结果。
另一方面,市场交易原则侵入了非市场领域,市场内外的“直接挂钩”,编织起各种以权谋私、互利互惠的关系网,使得即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亦要受到严厉制裁的行贿、受贿、索贿等腐败行为的大量滋长和蔓延。
“关系”竟成了“第一生产力”?
商业贿赂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潜规则”,一些跨国公司甚至把这些“潜规则”理论化为“关系是第一生产力”。
“关系”能够成为“第一生产力”有深刻的社会背景。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的大框架。但是,政府仍然主导资源配置,政府官员掌握着巨大的权力,这种权力往往可以随意介入市场,让活跃在市场上的每一个主体都不能不对其保持敬畏。
在这种情况下,外资企业选择“入乡随俗”几乎已成为业内的“行规”,因为这样更容易获得利益。一些在华外企行贿手段之隐蔽,花样之繁多,让人始料未及。跨国公司的钱当然不会白出,他们换取的回报会远远超出他们的“投资”。官员拿什么来回报跨国公司呢?当然是权力,通过权力之手,为跨国公司提供他们梦寐以求的特殊服务、特殊关照。
只有弱化政府配置资源的功能,弱化政府官员的权力,更多地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才能让“关系是第一生产力”的说法不攻自破,才能断绝跨国公司的非分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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