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经济学家几乎成为今天社会分配不公平现象的道德承担者。公众对他们的批评是，为利益集团说话，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
经济学家是否必须是没有个人利益欲求的道德圣人，是否必须是完全立场中立的人?在一个健全成熟的社会，经济学家当然可以有自己的立场，可以为利益集团说话。事实上，在西方国家，在公共决策层面表达不同观点的经济学家，利益或者价值阵营是非常公开的。
中国经济学家程度不同地卷入为利益集团说话的现象，说明社会需要经济学家为不同的利益集团说话。一个正常社会，总是存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纠纷和博弈，这种利益的博弈，通常靠的是政治层面上的代言人来实现，但往往也离不开有人从影响经济决策的角度为之代言;尤其到了微观的经济问题层面，经济学家的代言和服务就非常重要。虽然从学术角度上说，经济学家研究的内容通常总是效率问题，似乎天然容易站在强势集团一边，但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同样有从弱势群体角度考虑问题出发的福利经济学家。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的公平与效率的兼顾，更依赖与利益集团在政治上的博弈，而不仅仅是各种不同经济学家声音之间的平衡。
经济学家的社会定位更具有“工具知识分子”的特征，尤其是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力。涉及公共利益的宏观决策，在西方国家是政治上的“多数同意”，民意决定政府在不同经济学家的声音中“购买”谁的，而不是象中国那样直接向政府建议的方式影响政府决策。这种社会定位的差异，使得在西方社会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一样，既有纯学术的一面，又有成为服务和受雇的一面。
强调经济学家的公有制身份与其主张的矛盾，并非凸显其言行上的自相矛盾。中国今天已需要象律师一样自由寻找雇主的经济学家，但他们在满足这种需求时，实际的身份却是“法官”。换言之，如今的经济学家在中国的权威地位，并非来自其纯粹的学术地位，而是来自体制所赋予的国家和政府机构的权威和公信力。
正是经济学家这种身份与行为的矛盾，使他们在享受不正常的风光时，也承担了更多的社会道德要求。媒体对专家、学者的言论主张与社会不公正之间的道德联系，多少是知识分子对自己社会作用高估的一种错觉。因为言论和主张并不能真正改变社会力量对比。社会决策能否公平、公正，主要来自社会群体之间力量的均衡;而在中国，则是弱势群体在公共决策中是否存在议价能力，与经济学家的良心并无太大关系。
今天集中体现在经济学家身上的各种矛盾，其实是政府公共决策的形成过程、监督过程，以及社会各阶层利益的代表与实现等一系列牵涉政治层面的制度不完善的集中折射。
中国应当加快相对经济改革已经严重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以避免改革进程的中断和倒退。必须通过政治民主建设和完善使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都能充分得到体现和代表，增进弱势阶层在利益分配和博弈中的政治议价能力，改变今天出现的改革成本承担者和受益者不对称的局面。
尽管民众、官方和学者对“中产阶级”的界定很不相同，但这个群体的出现看来是公认的。不仅如此，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现状，让“中产”不再单纯是一个收入的概念，而被赋予了政治的、文化的、道德等多重涵义。一个流行的理论是，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器。中产阶级越庞大，社会就越稳定。因为中产阶级渴望保持稳定，不希望激进的变革。
然而，这个被认为拥有强大力量和光明未来的阶层，却正在经受着难以言说的困惑和疼痛。计划经济下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滞后，前几代人的贫困并没有给这一代人留下多少可继承的资源。
目前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发育很不成熟。眼下在这个领域里大行其道的往往不是诚信、不是法律，而是开发商和少数特权者的合谋。在城市，政府垄断住宅用地供应，政府又只向房地产开发商供应土地，市民不能获得土地自己直接建造房屋。于是，在城市，先有开发商，再有房子，然后才有业主。业主是由开发商创造出来的。在开发商交付房屋之前，根本没有业主。这些成为业主维权的先天劣势。
导致维权出现的常见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济利益的冲突，但十有八九，它们最终会演变成为社会问题，甚至会导致流血冲突;
而从根本上看，“单位”对个人的影响虽然减弱，但国家通过掌握的主要经济资源和项目审批权、对各类新经济精英、知识分子等的政治地位的决定权等各种手段，某种程度上重建了对社会和个人的控制。不能忽略的是，这个社会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资源，始终还掌握在国家和政府手中。对这些资源的掌控和运用，对个人的维权行动往往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种种迹象表明，目前在中国被炒得很热的“中间阶层”、“中产阶级”等概念和说法，只是在某方面与西方中产阶层的特征有些类似，仅仅是种 “雏形”，距离成为主流社会价值观的主体力量，还有相当艰难的发展路程。
中国经济改革陷入困境源于权利与权力的错位
中国的改革，成功于农村的土地经营权承包，失败于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这就引出了一个令人诧异的问题：同样是“产权改革”，为何前者成功，后者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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