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分三种：愚奴、顺奴、猾奴。
中国传统文化充当集权政治的帮凶，在愚民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孔子说：民可以使由之，不可以使知之。老子也说：民之难治，以其智多;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声，常使民无智无欲。
对统治者而言，牧民就是养群傻子，越傻越好，老百姓也还争气，叫傻就傻，集体犯傻，不傻也要装傻。
执政者不傻，知道自己江山的安稳在于民众的驯服，这种驯服是需要统治者下一番功夫的，这就是牧民。
中国古代政府的运作精神之一就是集体防范女人：女人不得干政。其实大家都忽略了，如果睡在皇帝身边的个把女人就足以对整个国家的正常运行构成威胁的话，那么我们应该警惕的，是体制之不足，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女人的道德自律上。中国的朝代兴亡史，乃是体制的恶性循环，而不是女人祸败的。但是我们看到的局面是，一部朝代兴亡史，变成了一部女人挨骂史。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凝聚了中国人几千年的政治智慧，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早期的社会遗产——浓厚的专制官僚制因素和丰富深厚的古文化，通过战国时代社会分化推进，形成了“文吏”和“学士”这样两个主要的社会群体。这个分化对此后历史进程有很大影响。文吏群体的发达与国家机器官僚制化，呈现为同一过程;学士群体的发达也不仅与战国“百家争鸣”的辉煌文化，而且与其时与此后的政治变迁息息相关。就整个中华帝国的历史而言，王朝以学士为官僚的主要来源，以儒学为正统意识形态，也构成了其独一无二的政治特点，构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官僚政治形态。因此，忽略了帝国政治的文化方面，就经常无法透彻理解传统古代官僚政治的特有冲突与变迁。
要认识中国当代政治文化，首先必须认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因为，人们对于政治的态度、感情和认识不是偶然的集合，是出于既存利益分配和“固有模式”心理制约因素两要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固有模式”就是接受和学习传统政治文化的问题，也即是传统模式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的问题。这便产生了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做一番清理工作的必要性。分析传统政治文化形成发展过程和特征，认识其结构和功能，了解其社会遗传方式，是政治文化研究本身的要求，也是现代社会发展和现代人的要求。对于认识中国传统社会，传统政治文化分析研究也将提供极大的帮助。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产生过系统的国家学说或政治学说，在严格意义上，中国古代甚至很难说有纯学术的理论体系，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浓重的政治色彩。各家学派，各种学术观点都旨在于强调政治。古代思想家都屈从于政治，不依附政治的思想难于存在。各种学派的融会贯通，于政治体系和运行交织在一起，共同构筑了当时的政治态度、情感和价值观。由此产生政治文化与文化总系统中其他分支形式间存在一种不平等层面的关系，政治凌架于其他之上，政治文化也凌架于其他文化形式之上，其他文化形式则围绕着政治文化的尽善尽美为核心。政治文化也就功能无量，包罗万象。
每一种既定的文化，有其特征和模式。这种特征和模式由于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因素而生成。要想全面把握传统模式的内涵，要想了解文化的全貌，了解其形成中的制约因素和历史演化进程自然不可缺少，这是总系列的第一次序，是河流的源头。
分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政治文化的因素加以分析，是揭示特征的最佳选择，也是分析研究的重要课题。
人类只能以群体作为生存的组织形式，这是一种非固定的、可能经常分离或者结合的组织形式。人类群体内的利益竞争关系需要加以调节平衡，调节平衡中产生权威，以便有效处理相关的利益纠纷，协调集体行动的程序并加以组织，维护有利于群体生存的禁忌。而群体力量的统一合作，共同行动则靠权威处理。权威带来等级，等级又会由于权威意识而成为无形的、实际上起作用的“社会规则”，限制群体内部的过激冲突，维持群体既成的与和谐的级序，并形成为所有个体都认为应该遵守的价值观念和政治态度。
人类群体从开始存在权威，便存在权力的发布和服从关系。公共权威人物拥有发布命令的权力，促使群体中的其他人服从自己的意志。早期公共权威产生的原因，有以下几种：一是优势原则;二是家属辈分原则;三是资历和血统原则;四是文化原则。
人类原始的权威关系和组织形式有关，在一定的组织形式内，必然产生命令与服从的模式，在人类群体中产生相对稳定的权力关系起源于群体中“组织”的形成。组织的产生可以使人与人之间偶然的权力关系稳定下来，而权力关系的稳定和强化可以反过来促使组织得到巩固。
产生权威和权威人物的同时便产生了权威意识，因为维护权威和权威人物在于权力，权力则是处于心理接受和意识认同层次上的，假如人们并没有服从的观念束缚，甚至采取反对的态度，那么权力实际上等于零，权威也就不存在了，权威人物当然也就无权威可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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