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的发展速度之快，权力的恶性膨胀对社会风气的败坏，政府的信任危机，道德大面积滑坡的影响之广泛和深远，清醒者是有目共睹的。短短的二十余年，其发展的线性轨迹清晰可见。开始是价格的双轨制，银行贷款的权力寻租。然后是股份制改造与土地批租中的“商机”，是全面的执法产业化和权力市场化。是各垄断行业与新兴产业的“商机”。是国有企业改制的资产流失。吃了价差、吃贷款、吃回扣、吃土地、吃股份制改造、吃收费罚款、吃电讯、吃教育、吃医药、吃拆迁、吃殡葬、吃国有企业的改制，无所不吃。题材不断翻新，思路渐渐入骨。几乎一切皆表现为权力的利益驱动。权力与金钱结盟，金钱赖权力以膨胀的气味越来越浓。越来越明目张胆，肆无忌惮。从而对权力的追逐也越来越疯狂。
制度性腐败的主要表征，是“利益上收，负担下压”。是“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管制化，管制权力利益化”。各行政机关、职能部门、公检法司、工商税务、技术监督、城建国土、城管环卫、教育医药、交通运政、畜牧水产、农资农机、林政渔政矿管。全社会各领域由上面开口子给政策，下面积极推行，全面出台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继承的泛政治化体制加上利益驱动，使执法产业化推行起来轻而易举。这种制度设置、导致了执法产业化的恶性发展，全面地冲破了一税制的篱笆。中国具有历史传统的苛捐杂税，在当代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
各级政府的预决算保密制度，是孕育腐败的另一个重要根源。“利益上收，负担下压”在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所占份额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该两级财政的收入，占据了全国财政总收入的80%以上。而绝大多数事权却压到了地(市)县、乡镇头上。造成了财权和事权的严重不对称。正常的财政收入被大量挪作它用，被浪费吞噬。在各级政府的权力均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衡的基础上，不管是加强中央权力还是加强地方权力，都不会有好结果。这样的利益上收，负担下压的格局，必然给下面层级的政府财政造成很大的压力。越到下面，承受的压力越大，结果导致下面层级的政府普遍出现财政赤字和空头财政现象。导致执法产业化逾演逾烈。导致基层争夺管理权，检查权，“服务权”“施救权”的闹剧层出不穷。导致诸如设立“厕所办”“馒头办”之类机构的丑剧不断上演。
据有人不完全统计，一个地(市)级行政单位管辖的范围内。可以有4800种至8000种以上的收费项目。这种全面发展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使政府机构变成与民争利的经济实体。导致了行政机构及人员的迅速膨胀。“十羊九牧”的现象，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要厉害。从而使许多地方的财政变成了“吃饭财政”、“人头财政。”也导致了中国这个基础仍然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各政府部门的办公大楼越来越建得高大而威武，成为一个权力膨胀社会的象征性物象。各级政府部门的奢侈性消费开支大幅度增长。
在全面大跃进的盛世气象下，社会公益事业和福利保障事业却被全面地压缩转嫁了。广大工农弱势群体，由于在整个社会利益博弈中处于完全的劣势地位，从而导致他们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反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恶劣。最明显的变化是，底层打工者的工资比1990年代初，有了大幅度的下降。流离失所的人群越来越大。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结果，也决不应该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然结果!
执法产业化把政府部门演变成与民争利的经济实体。这是一种鼓励集体权力寻租的制度设置。而且集体寻租使权力寻租披上了合法的色彩。极端权力对社会公众的“合法侵害权”几乎被应用到史无前例的极致。因为这种体制已经开始成为一种社会的思维定式，从而导致这种侵害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种社会现象既严重地腐蚀了政府公务员的思想，也败坏了政府官员的心态。给整个社会道德的败坏起了恶劣的示范作用。
当前大陆中国社会，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现象的恶性暴发，全面流行，无不与执法产业化有极大的关系。在这些丑恶现象的利益链上，都能不同程度地看到越位、错位的政府权力的身影。
泛权力化，泛行政化。首先表现为一些公用公益事业单位，如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公共媒体、邮电通讯、公共交通、电力水务、农资供应、农技服务;甚至一些社团组织，诸如工商联、个体协会、文体协会、村委会、居委会、都因“公家人”色彩而自命为“政府”。此外，其它各国营企业，都设有“行政科”。能发带有政府色彩的“红头文件”。于是名正言顺地“行政”，顺理成章地以“政府”自居。而带有政府权力强制色彩的制服，则更是满天飞。不但政府各执法部门，诸如军警，公检法司、工商税务、海关边检、城管环卫、运政检疫等部门人员着制服。就是电力水务、邮电通讯、公路铁路、保安等企业组织人员。也穿着与执法人员大同小异的制服，满世界招摇。这些社会现象、无不浓浓地烘托着权力拜物教社会的氛围。昭示着权力恶性膨胀的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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