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太史的故事是这样的：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的是，齐国的大臣崔抒弑其君齐庄公，齐太史乃秉笔直书：“崔抒弑其君。”崔抒就杀了齐太史。“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我们今天看这则故事，仍然不免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为了维护记史的直书实录传统，齐国的太史们一个接一个地视死如归，这是用鲜血换得的史书上的真话，以及伟大的直书实录的史学传统!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天地间正气的表现之一。这两则古代史官故事，都高扬了一种誓死捍卫史官直书实录传统的精神。单纯的“史官”文化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似乎是短暂的，但史官精神却是一脉相承的，从晋的董狐到齐的太史简，到后来的左丘明，到孔子，到司马迁，史官和他们书写的史都体现了中国文化中浓厚的“以古为鉴”与“为后世法”的历史意念。唐太宗的“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说清了统治者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史观。所以在浩如烟海的古籍典册中，史书的数量是最大的。不但有官修的正史还有大量的野史。(南彦：此处应充实一些数据)中国史学在世界上是很发达的，很少有其他国家的史学系统有我们那么长，那么完整。二十四史有纪、传、表、志四个部分：纪，是一个划年代的表;志，是专门史;表，是用表格一目了然的方式来讲一些事;传，是依据历史人物的事迹来反映一个时代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是传，人物传记在中国史学占很重要的位置。
史官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形成了中国人写史、读史，重史的传统。为君王者重视一个朝代在历史中的地位，君王希望自己是一个贤明的圣主，有追求的个人则把青史留名作为最高追求，史于是有了终极裁判的意味。于是在君王死后的谥号上往往一个字就盖棺论定了。对于国家于民族有大功的臣子也赐号追封，以示褒奖。
中国史官文化的重要特点就是官修，史官都是政府的重要官员，“这一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面貌为中国古代史学所独有。最早的古希腊史事的编写者为民间诗人，古埃及文献的记录者是祭司。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从一发始便在史学上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古文化的奥秘》冯天瑜 周积明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第324页)。由此可证：中国文化的基础就是政治文化。
另外，我们从中国史官文化的产生中还看到了血腥和残酷。史官伴着政治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的冲击，董狐还好，遇到赵盾比较憨厚，齐太史就太悲惨了，司马迁遭受宫刑奇耻大辱。在中国从古至今，为真理二字而献出生命的代不乏人。
我们这里说的是史官文化，仔细地嚼嚼，有史官不等于就有这种文化，而中国既然形成了这种独特的文化类型，那是有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的：一个就是政府对记史的重视，甚至是热衷;另一个就是史官的坚持和尽职尽责，甚至不怕掉脑袋。所以产生史官是一回事，产生史官文化又是一回事。前者是基础条件，后者是提升的结果。而推动史官文化产生并相沿成文化传统的是政府和史官。后期的史志意识和史的精神已经成为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在史官文化的链条上应该有这样的清楚的记录：政府——史官——董狐、齐太史简——左丘明——孔子——司马迁——司马光——。。。。。。
正史——官员立传传世。
国史立传，是朝廷对官员的恩典和表彰，能获得这项荣誉，对官员来说，是死后的最高奖赏，光宗耀祖，福荫后辈子孙，是极其光彩的事情。所谓名垂青史，流芳百世，也就于此得以实现。
青史流名是官员追求的目标之一。正史，官方修撰就掌管这个权柄。在正史中树碑立传，是朝廷和官员注目的文化事业，也是官文化之一种。
文集——扬名传世的书册。
重要官员死后，出版其生前文字，包括奏疏、书扎、诗文，或称全集、文集、遗集，记录了官员从政的过程。这种文字，高级官员多，道府以下官员的文集则很少。
《大清缙绅全书》——一种官场联络手册。把从中央到地方一级的衙门、官员的姓名、字、职务、籍贯一一列出，使大家对全国职官情况了然于胸。
科名录——另一种官场联络手册。做官要靠科举成名，这种书分为秀才、举人、进士三类，按姓名、字号、年龄、籍贯、三代及其家属，同年应试，同榜考中的称为年谊，步入仕途，官场中也好彼此照顾。
年谱碑铭——官员的参考书。从中可以汲取仕途上的经验和教训。
以上种种成为清朝末年文化史上的奇观——做官百科全书。
作者绝大多数是官员，从当朝一品到为官员做幕僚的人物，从终身为官者到曾涉足官场者，专业的作者绝无仅有。他们的身份首先是官，作为文章的作者只是业余的，文章只是做官的副产品。
中国人似乎人人生来都是政治家，而中国传统政治的运作方式是“人治”，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就成了“治人”。不论是“人治”还是“治人”，都离不开权、术、智、谋四字。仁者当权、智者识权、多谋者运权、善术者使权，恐怕是中国“人治”与“治人”的传统中最为理想的“四套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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