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最高名分的独占权。专制君主不仅掌握着绝对的实际权力，而且还拥有对最高名分的独占权。
国家各个方面的权力，牢牢系于君主一身，这种高度集中的君权，势必会产生对政治权术的一种客观需求。这种状况并非是由君主个人的道德素质所决定的，从本质上说，君主专制制度下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客观上要求政治权术作为专制君主的必然伴生物。脱离了诡诈的政治权术，高度集中的君权便不可能得到正常的行使，专制制度便无法得以生存和维持。专制君主与政治权术的这种拌生关系，无非是由于专制君主在国家政权中的特殊作用、君位转移过程中的激烈竞争性、君主专制体制下集权与分权的矛盾等几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
专制君主对于封建政权的兴衰存亡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无疑是决定君主必然依赖权术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君主专制的体制下，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封建王朝的治乱兴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独裁专断的君主本人的各方面素质。君主个人的意志和才能，往往成为决定政治斗争胜负的一个关键因素。专制君主的所谓“治政能力”，很大程度上就是谋取、维持和运用权力的方法手段，其中当然包括政治权术。
历代封建统治集团，为了实现既定政权的长治久安和维护本集团的共同利益，客观上也会需要有一位能够驾驭政权的强有力的专制君主。在政界的生存竞争中，那些善于玩弄阴谋诡计的君主们，更容易取得和维持政权，更容易驾驭和控制广大臣民，因而更适合于统治集团的需要。
君主专制体制下集权和分权的矛盾，也是导致君主必然依赖权术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一方面，专制君主总是力图实行高度的集权;另一方面，为了实行集权，君主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分权。这种集权和分权的矛盾，换句话说也就是君臣之间的矛盾，贯穿于整个封建时代的始终，构成了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主要内容。专制制度本身决定了集权和分权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政治权术作为解决这种矛盾的基本手段，当然也就具有生存发展的必然性。
首先，专制君主必然要依赖政治权术来制定分权的原则。面对集权和分权的矛盾，君主首先要考虑的当然是如何建立有利于集权的权力格局。分权固不可免，但臣属所分掌的权力只能是办事之权;那些决策之权、重大之权、要害之权则只能由君主专擅。分权既行，还必须相互牵制，用便于君主操纵。
其次，专制君主还必须通过政治权术来控制分权的过程。权力的再分配表现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君主出于专制集权的目的，需要利用权术手段对既有的权力的分布不断进行调整和平衡。
再次，专制君主又必然要利用政治权术来驾驭分权的对象。在集权和分权的矛盾中，分权的对象自然是那些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吏。专制君主对他们既不能“不用”，又不能“不疑”，为了加强对官吏的政治控制、人身控制和心理控制，君主不得不借助各种阴险诡诈的政治权术手段。中国古代的政治权术就是在君主专制的土壤和环境中才获得了如此充分的发展。
官僚政治与政治权术的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官僚政治是君主专制的孪生兄弟和必然补充，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和核心。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延续既久，包容又广，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就政治权术的生存发展而言，与封建官僚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同君主专制制度一样，官僚政治同样是政治权术赖以根植的一个重要基础。
官僚政治的权力形态及其特征
实行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必然伴随着腐败的官僚政治的产生。在专制政治出现的瞬间，就必然会使政治权力把握在官僚手中，也就必然会相伴而带来官僚政治，官僚政治是专制政治的副产物和补充物。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既是君主专制的历史，又是官僚政治的历史。封建时代的官僚政治与奴隶时代的贵族政治以及近现代的议会政治、政党政治有着明显的区别。在政治权力的各个方面，官僚政治表现出如下基本特征：
一是权力本质的特权性。
官吏在社会生活中居于特殊的地位，享受着特殊的权力，形成了具有自己共同利益的特殊阶层。官僚集团所掌握的政治权力，不仅不代表广大民众的利益，而且在统治集团内部划分了等级差别，权力演化为只是为官僚集团谋取私利和维护特权的工具。国家权力的一切措施、一切政治过程，仅仅具有实现官僚自身特殊利益的意义和作用。
政治权力在官僚政治中不可避免地成为官僚特殊地位的象征。权力的大小决定着社会地位的高低。做官者，就能享受到法律所保护的种种特权。政治权力又是官僚集团物质财富的来源。权力不仅象征着一定的社会地位，而且为官僚集团提供了衣食之源和其他各种实际的物质利益。各级官吏依据权力的大小，通过“俸禄”的形式，分享着封建国家对全体人民的剥削。
由于政治权力已经完全蜕化为维护官僚特权的手段，由于权力所象征和代表的名利地位，势必激发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欲望。权力，对于已经成为官僚和企图成为官僚的人们来说，总是充满着强烈的诱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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