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级学
人活一世不容易，人活一世没有做过“下级”更不容易，非但不容易，而且几乎不可能。也许人们私下里都在设想自己是“上级”吧，所以人乐意钻研“领导学”，却不屑研究“下级学”。其实如何做好下级的学问才更加高深，试想，现在世上有六十多亿人口，又有几人不是别人的下级?虽然没人明里研究，但做下级大有学问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道理很简单，不会做下级的人根本就没有做上级的机会。
下级做得好是门学问。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已经被“个人崇拜”弄得惟我独尊、一言九鼎了，排兵布阵亦听不进别人半点意见，即便总参谋长朱可夫元帅的建议也常常被他斥责为“胡说八道”，一不高兴还撤了朱可夫的总参谋长职务。接任总参谋长的华西列夫斯基，有了前车之鉴，自然不敢逆导师意志乱提合理化建议了，因为那样会比朱可夫更难堪。但德国人不给斯大林面子，不会为了配合斯大林的英明伟大该赢的战斗不赢。打了败仗就是失败，那是无法遮掩的。在这样的大气候下，华西列夫斯基这个总参谋长着实不好当，可总参谋长职责所系，又不能只当个花瓶，华西列夫斯基就耍了点“小手腕”，居然经常让斯大林“顺从”地采纳自己的意见。
华西列夫斯基采取的办法是，在斯大林叼着烟斗做战略部署之前的闲暇中，就在他周围东扯葫芦西扯瓢地说一些不着边际的军事问题，既不系统，也不高深。但说着说着，斯大林就灵光乍现，赶紧一二三四五地部署战略要点，居然没有大错。另外，在斯大林召开军事会议时(当然这种会议的目的是贯彻精神和听溢美之辞)，坐在斯大林身旁的华西列夫斯基也是要发言的，但每回说到战略战术都是语无伦次，颠三倒四，罗里罗嗦，听得与会者一头雾水。说到后面的半部分却口齿清楚，声音宏亮，逻辑严谨，不过稍具军事常识的人都能听出来这些都是超级废话，结果是自然要遭到斯大林呵斥。怪就怪这军事会议“民主集中”后，由斯大林拍板作出的决策常常被实践证明大都是“英明”的。
同僚心里瞧不起这个毫无建树的总参谋长，多有鄙视，但华西列夫斯基总是一笑置之。其实在军事会议上，华西列夫斯基说的前半部分根本就不希望其他人听清楚，让斯大林一个人能听明白就行了，然后“润物细无声”地作用在斯大林的决策中，目的就达到了。从此可以看出，华西列夫斯基是个聪明人，斯大林也不蠢。
一般来说，人当了上级难免就会觉得自己比所有的下级有本领，道理很简单，你本领大怎么还被我领导呢?就像刘邦跟韩信论兵，刘邦问韩信：卿家到底能带多少兵呀?韩信骄傲地说“多多益善”!刘邦又问：那你看寡人能带多少兵呢?韩信口无遮拦地说，陛下能带个三五千人马就足够了?上不悦，脸上阴云骤起。韩信自知失言，赶紧说，陛下不善于将兵但善于将将呀!
尽管上级一般不承认下级比自己聪明，但聪明的下级实在太多。但为什么有人能当“上级”，而有人却只能做“下级”呢?恐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答案，而我是连答案也没有。
在苏军所有的高级将领中，我比较喜欢朱可夫。这点“喜欢”还是从电影中得来的，迈着稍稍有点罗圈腿的朱可夫，睿智、冷静、果敢、勇于承担责任。知道了华西列夫斯基的事，我又开始佩服这个“毫无建树”的总参谋长了。参谋长这个角色没有资格无为而治，既参还得谋，但其“谋”得有人采纳，不被采纳那就“放屁都不响”了，况且按照不成文的条令，只能“参”三次，超过三次就有了干扰首长决心之嫌。其实所有下级都存在这个问题，尽管没有严格的“三次”规定，但两次、四次性质一样，讨不讨人嫌视情况而定。
能做上级绝少人甘当下级，所以身在官场的人大多觊觎“一把手”位子，其理论依据是“宁做鸡头，不做牛尾”!不过现实中“鸡头”上面还有许多“鸭头”“狗头”……在等着，躲都躲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既然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改变不了“做下级”的命运，那就必须得处理好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理想的上下级关系是“取长补短”，说难听一点，那是“狼与狈”的关系，不为奸就行。
26.4 四
中国当官感觉最好，人人都想当
出国学习后，因费用充足等原因;使我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后来毕业后，该校所属的研究所要我去;于是就留在了那里。虽然从实验员到实验室主任，再从实验室主任到副所长的职位在变;但对我没有半点当官的感觉，因为自己和周围的人都没有当官的概念。
然而回国在一家事业单位当了负责人后，仿佛一下子中了状元;不仅自己高的福利待遇一步到位，而且好象自己的身份也如同镀金了;因为到什么地方都是别人对你的前呼后涌，更重要的是自己实际干的事少了;而受别人请示报告的多了。不干事却还要对干事的决策，刚开始也使我很犯难;因为国外任何事情都要自己做，如年度计划;当时是各实验室自报自己的计划，而汇总审核与编制所的综合计划就是我自己的事;办公室的人她们只负责打印，决不会帮助你编制新的计划。而在中国当了官后，自己要做的事就是签上自己的名字;很多时候连审核都不需要，因为所有的东西全部是正式文件才送到当领导的手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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