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能青云直上，这一过程也就免不了艰辛，在一定程度上亦少不了卑污。培根在《论高位》一文对之有非常精到的论述。“居高位的人是三重的仆役：君主或国家的仆役;名声的仆役;事业的仆役。所以他们是没有自由的，既没有个人的自由，也没有行动的自由，也没有时间的自由。要寻求权力而失掉自由，或寻求凌驾他人的权力而失却统治自己的权力，这一种欲望是一种可异的欲望。要升到高位上，其经过是很艰难的，但是人们却要吃许多苦以取得更大的痛苦;要升到高位上，其经过有时是卑污的;然而人们却借着卑污的手段达到尊严的地位。”
“一切上跻高位的行动都是象登一条迂曲的楼梯一样。”人们之所以愿意如此搏命，正如古希腊谚语云：“地位显出为人”。诚然，用培根的话说，“地位显出有些人的长处，也显出有些人的短处”。因为，他们会想当然地以为，“一个人因有权位而人格增进”，甚而是“人格高尚而宽宏大量的确证”。
二、升官就要发财，甚至发财是升官的必然逻辑。在一个以经济作为评价个人成就主要尺度的价值观念指导之下，发财与当官不可分割地绑缚在一起。有人甚至会说，当官不发财，何来当官?而且升官发财，这也是贯彻邓小平同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嘛!照这样推理，升官了就是应该发财!小官发小财，大官发大财。发财的大小以官职的高低而论。
问题在于，有多少官员走上不归路不是因为权力与经济过度亲密的关系所致?权力与经济联姻，这时就不仅仅是经济决定权力，而且有时也可以是权力决定经济。在一定的情形之下，甚至后者的作用更大、更明显。有多少权力，就有多少经济;有什么样的权力，就有什么样的经济。二者之间是成正相关的关系。
1984年12月27日，任重夷在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市地委书记会议上指出，要特别对钱的问题保持清醒，避免犯错误。“生财、聚财，要按照党和国家的政策去办。违法政策的不义之财，决不能取。要教育干部和群众，对非法谋财的危险和严重后果，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搞不好要吃苦头。”悲剧在于，任仲夷的警诫与贪官们的行为，这二者之间总是一个难以破解的悖论和解不开的死结。
三、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如果说升官发财是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观念，那么，官做到一定的时候希望死老婆的想法则可以说是近些年的事。死老婆，作为时下一种特定的社会意识和处事观念而存在，这一点，只要看看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或许即可明晓。
马克思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有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思想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再次强调，“人们的观念、观点、概念，简短些说，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这一点难道需要有什么特别的深奥思想才能了解吗?”
南方某市的一个区的诸多局长的老婆大多是第二任及以上。传统的“升官发财”再也无法满足某些官员的欲望，养小秘、包二奶又有违党纪国法。如果离婚，免不了引起诸如财产分割、难扯纠纷等复杂问题。而这一切都是已经有可资借鉴之经验。因为这样的故事、类似的教训，在我们这个时代，不能说不少，只是故事的主人公不同而已。
一种不会引起太多麻烦的做法就是希冀原配夫人肉体的毁灭(比如身患不治之症而不能久留人世啊、突然发生意外事故啊)，或者是解除与其法律上的关系(离婚)，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再娶一个十几、二十几、三十几岁不等、反正比自己小几圈的年轻老婆。
为什么希望死老婆?就是因为有替代者存在。而且在男人看来，这一替代者是较原配更值得早日替代、也是更合适的人选。而这一替代者自身亦有这样的想法：相比之下，嫁一个有钱有权有势者敢情是理想选择、也是无可非议的事。
这一思想认同并且愿意从属于这样一种男权制社会：女性处于一种被照顾、被保护、被宠爱的地位。女性一旦作出这样的替代者选择，并且付诸现实，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现况。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女人的自愿与心甘。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样一种“内部殖民”，一旦成为我们文化中最普遍的思想意识和最根本的权力观念，势必不利于从根本上扭转这种男人按天生的权力统治女人、二者之间维持支配与被支配这一关系格局。
从长远来看，这明显不利于维持两性的均衡、和谐发展。恩格斯在1880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指出，傅立叶“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52书库推荐浏览： 净素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