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个角度来说,潜规则的大肆流行,正是对一切高调的反讽。一个朝代衰亡时,往往是高调最刺耳的时候,也是潜规则最猖獗的时候;而一个朝代上升的时候,往往是明规则和潜规则距离最近的时候。
我们的社会缺乏普遍的规则意识。这种规则意识要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管别人如何,你都必须遵守规则——这个规则可以是道德,也可以是法律。现在的问题是:一、最容易破坏规则的人恰恰是那些制定规则的人;二、潜规则盛行,毒害了人们健康的规则意识。恶没有恶报,善却往往被人欺负。大家都不按规则行事,久而久之,这规则就形同虚设;个别人甚至连潜规则都不遵守,而是奉行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
利益问题,不仅仅是下层民众犯罪的重大动因,也是历来促使上层政治生活复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潜规则”和“厚黑学”不是同一门学问,但是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厚黑学”注重心理的修为,注重手段的狠辣;“潜规则”是人人必须知道的游戏规则,至于有多少条,这是不传之密,在于每个人于生活中去总结和归纳。
如果比较二者,“厚黑学”是方法论,而“潜规则”既是方法论,也是人们必须遵守的规则。
认认真真走过场,轰轰烈烈装傻帽。这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官场潜规则之一。谁若胆敢无视这个潜规则,胆敢与游戏较真,如果这个人是营垒之外的,那么这个人就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如果这个人在营垒之中,那么这个人就是他们的叛徒。
这种官场游戏的潜规则把官员应尽的职责表演化、虚拟化,其必然结局是政府公共管理职能最大限度的弱化。
“摆平”有“搞定”和“解决”的含义。还有人区分了对上和对下的“摆平”,叫做“对上能摆平,对下能铲平”。如果说对下的“铲平”表现为仗势欺人的霸道,是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那么对上的“摆平”则是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肮脏勾当。在上者掌握着一定的权力,一些非法之徒为了逃避法律惩罚、获得额外的好处,不惜以重金进行“权力寻租”,使当权者或在上者成为自己的保护伞;而一些品质低下的官员则把公共权力当成个人权力来出租,因为贪图人家送来的金钱、美女,心甘情愿地成为黑、恶势力的卧底,为其通风报信,鸣锣开道,遮风挡雨,以至于官商勾结、警匪一家。这种“摆平”现象严重地腐蚀了当权者的灵魂,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败坏了社会风气。
“摆平”现象为什么在中国绵延不绝呢?造成“摆平”现象的根源在哪里?
商业贿赂是“摆平”的经济根源。所有“摆平专家”进行“摆平”的杀手锏就是“商业贿赂”。商业贿赂在中国由来已久,赵国商人吕不韦用商业贿赂摆平华夫人和安国君而最终成为秦国太上皇的故事尽人皆知。到了宋朝,贿赂之风愈演愈烈:“自渡江以来,大理寺治狱官吏极有奸弊,至于容情请讬,贿赂公行,玩习既久,理宜惩革。”
权力出租是“摆平”的政治根源。有钱人要寻租权力,有权人要出租权力,二者构成了以行贿受贿为核心的一个“摆平”生态系统。通过权力寻租,非法奸商把“体制内问题”拖到“体制外解决”,由“公了”变“私了”,大大降低了违法犯罪的成本和风险;通过权力出租,贪官污吏把公共权力变成私人权力与非法奸商进行交易,以便获得权力租金的非法收入。
体制漏洞是“摆平”的社会根源。转型期中国,体制脆弱,一些体制外的不法分子很快就能攻破体制的壁垒,这只能说明体制的壁垒还不够坚固;一些体制外的游戏法则之所以能在体制内盛行,这只能说明体制内部的机制还不够牢靠。
金钱崇拜是“摆平”的文化根源。缺乏正确的金钱观,把金钱看得至高无上,无所不能,是“摆平”的文化根源。
“摆平”危害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破坏和谐社会建设,危害政府的公信力,破坏开明的民主政治建设,腐蚀人的灵魂,败坏社会风气,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绊脚石,必须彻底扫荡。扫荡“摆平”现象要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几方面入手,全社会齐抓共管,进行综合治理,打一场扫荡“摆平现象”的战争,使之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3.7 如何清除潜规则?
靠体制改革。这套体制包括民主政治体制、司法独立、舆论监督等等。
正视人性,正视潜规则,以体制来约束人情的滥用,也许是唯一可行之路。
消除潜规则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允许受害者监督控制官吏,而让羊群监督甚至控制牧羊犬是很危险的。正如老子和韩非所说,官爵赏罚和军队一样,乃“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为了保证血染江山永不变色,控制权一定要牢牢掌握在主人手中,哪怕潜规则泛滥为滔滔洪水。
“整治潜规则”中的“潜规则”
我们从早到晚、从生到死,都生活在各种规则之中。正确合法的规则,调整、维系着我们社会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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