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官位进而占有财富、声望和地位，在传统中国是一个源远流长的现象。“官场”本身就构成了孕育世家的摇篮。强大的官僚组织提供了一个比“乡里”更高级的政治角触空间——“官场”。在其中可以获得大得多的权势声望，可以调用更多政治资源，以更精致的方式寻求利益。乡里只有与“官场”建立联系以后，才有指望获得更大影响力。这种政治地位决定一切，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与垄断，使得依靠封建国家权力机构，而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层的世族地主的出现成为可能。
“士大夫”兼有学者和官僚二重角色，“士林”与“官场”是部分整合在一起的，士林的动向必然随时对“官场”发生影响。
专制皇权及其合法性和神圣性，是官僚政治的权威来源和观念支柱。
法制法规是官僚体制理性行政的命脉。
在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体制中，皇权是至高无上的、绝对的，而各种对皇权的制约是相对的，包括宰相的权力也是由皇帝赋予的。但是，皇帝与宰相在政治体制中的具体地位和作用，并非固定不变。随着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以及政治制度的调整和国家机器的完善，不同时期的君、相权力的实际行使情况各不相同。君相关系是中国古代政治体制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省之间以及君主与宰相之间在国家政务的裁决和执行中相互配合、互相制衡的体制真正得以确立和完善。在这种政治体制下，皇帝只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最高负责人。官僚机器对皇权的制约越来越大，原本属于皇帝侍从的人员成为了宰相之下制约皇权的官职。从国家政务的裁决到政务执行都有一套程序，在一般情况下，皇帝不能越过三省而直接发号施令、指挥政事。三省在制度上对皇权加以制约，以避免君主过于独裁造成的失误，是统治经验不断丰富、政治制度不断完善的结果，是官僚政治发展成熟的必然要求。
说到底，封建社会的官场就是关系场，就是一个个圈子网。从低到高，一个个圈子混上去，靠的是自己的本事以及重要关头贵人的关照。
有天分的政客对人际关系是非常敏感的，他知道哪些人是将对自己的前途发生重大影响的贵人，他知道如何去靠近和赢得贵人的好感，他也知道如何在一个新的圈子中立足并逐步提升自己的地位和能量。
在政治格局中，要想不断地进步，除了上面要有通天的贵人以外，还要有效忠于自己的势力集团。这是一般情况下的通常道理。
在任何政治利益集团中，一、二、三号等主要人物都要保持一个微妙的权力格局的平衡。这其中，二把手的角色是很困难的：他要臣服于一把手的权威之下，还要充分显露自己的才干;太能干了遭忌，不行的话又保不住自己的位置，容易被下边的人取而代之。
政治系统是一个代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集团的平衡格局。所谓的治乱循环就是一个动态的平衡：君与臣、文官势力与军队势力、中央与地方、决策机构与执行部门、仕途新进与元老重臣、世家与寒门、整个宦官政治集团与社会其他阶层。。。。。。全部是微妙的力量平衡。当一方的势力过于强大，破坏了原有的游戏规则和平衡，就会引发局势的动荡;一些小的不均衡，会得到系统自身修复力量的修补，这是系统本身的生命力和弹性。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疆土辽阔的大国，大一统又是历代统治者的首要政治理想和目标，那么就需要一个庞大有效的行政系统，从中央到地方，从行政、财税到军事，层层叠叠的机构设置，大大小小的官员，各种利益交织其中，各种力量盘根错节，形成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
任何一个系统，都有其内在的生命周期和惰性。当一个政治系统中既得利益集团逐渐沉淀其中，形成巨大的寄生于系统上的食利集团时，这个系统就会变得效率低下，逐渐偏离原来的目标和功能。当系统自我修复能力已经不能完成自我纠偏时，大的动荡就不可避免了——反抗、暴动、造反等各种形式的革命就会爆发，外部力量会摧毁这个系统，并重新组建一个新的系统来行使必须的管理功能(古代政治的定位就是管理，没有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服务功能)。
中国古代许多朝代的政治新政、变法与改革，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系统内部自发的自上而下的修复行为，是为了避免系统被颠覆所做的努力。一般来说，一个比较明智的统治者察觉到某种危机或者想有所作为，是新政和变法的首要条件。实际上，每一个开国皇帝多少都会借鉴前朝灭亡的教训，对前朝的弊病加以改革和变通，使新组建的系统具有一定的生命力。这个时候，新皇帝的威望也比较高，又没有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所以这时候的新政不会有太大的阻力，而且往往都成为改朝换代之后顺理成章的事情。
而新和变，就意味着对原有利益格局的调整和重新分配：有从中受益者，也有要做出牺牲和让步的——很少有人会主动地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那么他会选择反对和抵抗，至少是消极的不合作。更要命的是，这些既得利益者基本上盘踞在政治系统的重要岗位上，其既得利益基本上与其地位高度正相关，而他们的反对是所有改革碰到的第一困难。反对者众多，而且多是原来系统中的骨干力量，而改革派是少数，甚至是孤家寡人，在这样的力量对比前，改革派往往会陷入这样一种循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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